南下串联（下）
   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一点不假。人穷不穷，我不知道，但食堂的饭菜物美价廉名副其实，一毛二分可吃一顿番茄炒鸡蛋，这在北京是决不可能。那时的鸡蛋很珍贵，不算米饭钱，光那菜钱就得一毛五分。
    我们在贵阳市呆了十几天，虽未下雨，那个太阳仍和成都的太阳共谋，就是不肯与我们见面。
 “地无三尺平”为当地的保皇派提供了优良的地势。从我们住下的一开始，一群小学生不知是自觉还是被指派，整天站在我们窗外的高坡上，发动“政治喊话”。他们用贵州方言的腔调，唱歌似地喊道：“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两句话车轱辘地反复，就像划坏了的唱片，没完没了。倒整得我们“人无三日宁”。
    贵州省委比四川省委“友好”多了。大概出于不敢那末牛气，明知我们摆的是反客为主的“鸿门宴”，省委书记贾启允还是忍气吞声地接见了我们。
    那天晚上在省委的“金桥饭店”接见厅，贾启允向我们介绍了贵州省的文化大革命整体形势，认为运动发展还是健康的。
    来者不善的我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下车伊始”便对贵州的文革形势“哇啦哇啦”地质疑起来。为了显示北京红卫兵的觉悟和水准，也清楚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小心为妙。我们放弃了“武腔”的斗争形势，采用革命的“请客吃饭”的手段，话语缓和，但实质尖锐的提问。贾启允也不是囊货，“太极拳”打得炉火纯青，一手手利剑全被他软软地推回。由于年代已久远，具体的交战内容早已忘却，只记得，你来我往“刚柔相济”到深夜两点钟，大多红卫兵哈欠连声，瘫坐在地毯上，没了战斗力。串联队的头头无奈，只好鸣金收兵，不欢而散。
    原计划想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贵州死气沉沉的文革局势，即打入大专院校内，发动学生造反。毕竟学生与学生之间心心相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相对顺手。岂料，待我们潜入学校一看，校园内却已人迹寥寥，荒如旷野。原来学生们得知可以去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早已倾巢出动北上京城了。
    一计未成，再图他谋。我们在市中心要了几间房子，开起了首都红卫兵信访接待站。我曾在那里轮值接待来访者。估计贵阳还是个小地方，信访站一成立，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人上访，弄得我们有点接应不暇。我接待的大多是工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印象较深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瘦瘦的，狭长的脸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说话细声细语，十分冷静。他讲述的故事情节却像小说里的写的，具有典型性。他因与领导有不同意见，被“穿小鞋”生活很不得意，他找领导论理，反而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成为厂里的批斗对象。估计公安局也认为他的言行不构成反革命行为，并没有收押他。可回到厂里受到的磨难比在监狱里还苦，他希望中央给他一个说法。我们却很为难，虽然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但这只是一面之词，没有人能证明真伪，我们只好说，你的材料一定会上报给中央，为你申冤。他听了也很满意，留下姓名地址便离开信访站。这些材料我们整理好，交给了串联队的头头。据他们讲，收集材料是国务院交下来的任务之一，他们一定会接收的。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小小意外。南下串联队的一名红卫兵成员在闹市区“大十字”附近逛街，不料竟被高楼上掉下来的一块砖砸伤了头。头头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有人想制造事端，威吓我们。他们立即与省委联系，表明态度：我不想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但总理交给我几百号人，我要一个不丢地还给总理。幸好砖头偏了一点，只是蹭破头皮，要是砸中头顶，出了人命，我怎么向总理交代？
    此话一出口，想必谁也经受不起。省委慌了，立即派省公安厅立案侦查。串联队红卫兵出行也有公安开路，一时间我们又成了贵宾，前护后拥地与当地人隔绝。还好据离开贵阳的日子只有两天，为息事宁人，双方礼貌相待，直到我们开拔出了贵阳。    接下来就是游山玩水了。逛奇山名寺恐被人耻笑，都什么时候了还怀念“四旧”？可敬拜红色遗址无人指责，革命的游山玩水也算破四旧立新风吧。所以回京的路线便是这样的：离开贵阳先向遵义挺进，参观了遵义会址。贵州的太阳在那里终于露脸，明媚的小城镇，静谧清新，是个令人留恋的地方。第二站是重庆，目的是乘船沿长江东下，穿三峡。两山夹一水，长江没有了她那宽宏的气魄，焦急地在如天门的崖壁中撞来撞去。山崖从天空中直插水底，这种险峻的势态我相信仅三峡独有。面对千年不变的山水，对比山外满目纸糊的黑白大字报、大标语，真有一种隔世之感。
    船到岳阳，我们弃船转乘火车经长沙直奔韶山冲，朝拜东方红的圣地。毛泽东的家依山傍水，气势不凡，确有龙脉之嫌。正面是土坯茅草顶，里面倒是砖瓦房。房间数个，还有专用工具房，庭院宽敞整洁，不知是特意整理还是原来如此。我忽然想起教科书里说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这是一个很抽象、含糊的说法。看看眼前的架势，以毛的阶级分析学说衡量，他家少说也是个“富裕中农”或“富农”。为什么教科书里就不写呢？这可是我此次朝拜的最大收获。
    南下串联结束了，“官方”的红卫兵串联仅有这一次。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没有下文。我听说，贵州的大专院校学生从北京串联回来，脑筋全换了，放下行李就造反。这里有没有我们的“功劳”？不得而知。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南下串联决不是捍卫当地的领导，而是搅浑水。将“中央文革”式的文化大革命推广到全国。功效如何？只有当地人和中央知道，这已不关我们什么事了。我只想讲的是，在红卫兵大串联的洪流中还有这么一支“皇家身份”的队伍。                                                           2012/7/1 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