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漫长时光裡，我再也没有离开妈妈。可是因为工作太忙，我不可能承担起服侍妈妈的重任，再说我天生也不会做家务。这时“文革”结束了，各家可以顾人了，我开始为妈妈找阿姨，这一找就是十几年。妈妈也不愿让我为她影响工作，只要我总能出现在她面前就行。
那一阵妈妈情绪很好。晚上吃完饭我给妈妈倒洗脚水，然后打开电视。那几天正在播一个关于延安的连续剧，妈妈一集不拉地看。电视剧的主题歌恰恰就是《延安颂》。每当歌声响起，妈妈就跟著一起唱，直到最后一句唱完，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消失。经常是我把电视闭了，妈妈还在唱。那天看到妈妈兴致很高，我试探地问起箱子裡那张像片的事，我问那个男人是谁？旁边那两行字是什麽意思？妈妈知道我看到那张像片了，显得有些慌乱。
妈妈终于对我讲了，那天她刚过七十五岁。她讲到了和E君的相恋，讲到了延河边的散步，讲到了老大姐的劝阻，也讲到了被开除八路军军籍的过程。妈妈叙述的语气是惭愧的，羞涩的。我看出她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仍然深深思念著E君，一方面她的确认为自己在延安是犯了不该谈恋爱的错误，尤其不该和E君谈恋爱。
我轻轻说，妈妈你爱E君E君爱你这没有错。
妈妈说既然组织不同意我就不应该闹。
我说爱谁不爱谁为什麽要组织同意呢？
妈妈说我们共产党员从来是把组织当作生命的。
我笑著说妈妈你现在已经不是党员了。
妈妈说我一定能恢复党籍的，我已经打了好几份报告。
我无语。要求重新入党，这是妈妈的权力和自由。
从这以后，我知道了妈妈心底藏得最深的故事。她和E君的恋情深深感动著我。我同情妈妈的遭遇，为她终生所受的伤害和病痛而痛心疾首。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可她精神状态还好。不但很少发作，而且和邻里、单位的人也处得不错。我慢慢观察，只要不刺激她，她是不会闹的。但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我不把药放到她手心她是绝不睡的。这让我很恼火，因为这样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我上网，查医药书，始终找不到能让妈妈少吃药的办法。她吃药太多不但经常出现幻觉，而且敏感，多疑。有一次我看到她的大米旧了，便给她换上新的，半夜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偷她大米了。电话把丈夫和女儿都惊醒了，女儿发牢骚说姥姥怎麽不管天黑天亮就打电话。还有一次家裡来了客人我向妈妈借了一个钢丝床，半夜妈妈又打电话命令我把床必须马上给她送回去。我穿上衣服顶著月亮打车送床，给生气的妈妈盖好被子，轻轻哄著她睡去了。
这样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每次家人埋怨我总是一句话：她是病人，她是病人。对于病人还有什麽可说呢？我无法向大家解释也什麽都解释不清。
大夫给妈妈开的药越来越多，而且药和药自相矛盾。吃了心脏的影响胃，吃了胃的影响肝。吃这个不能吃那个，那个不吃这个吃了一样犯病。看著妈妈桌上站著一排排药我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仔细研究每种药的说明书，严格掌握妈妈吃各种药的时间，我想尽办法减轻妈妈的痛苦，能减轻点就减轻点。
最难的是妈妈住院，几乎每个月我都要送她去住一次院。其实妈妈很怕住院，她的血管已经很难进针可吊瓶从来就没停过。有时刚住了几天她不耐烦了半夜跑到院子裡大喊大叫，无论阿姨护士谁也拉不住。于是不管是黑天白天我经常被医院的电话叫过去处理妈妈的事，只要我往妈妈身边一站，她很快就安静了。
有的时候我真的被妈妈折腾得烦了，我在心裡叫著，爸爸呀爸爸，你离婚拍拍屁股走人了把妈妈甩给了我，你知道我受多少罪吗？可一看到妈妈身体好一些安静下来时我又心软了，我们又说又笑，所有的折腾都丢在了脑后。
妈妈高兴起来像个孩子。她说话幽默反映极快，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笑。不论是剪头髮的小姐还是做按摩的师傅都喜欢妈妈光临。只要妈妈一走进小卖部理髮店，屋裡顿时一片欢腾。我以前只知道妈妈爱唱歌不知道她竟这麽风趣，她如果没有病该多好呀！
从那次以后，妈妈从来不提E君的事，可能她永远认为那是自己一生做的一件错事。直到她去世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也再没有发现E君的那张照片。妈妈平时倒经常提起爸爸，她说爸爸其实是最好的人。最叫我难办的是她想弟弟快想疯了，天天催我给弟弟写信。可是我无法说服远在南方的弟弟，他和妈妈几十年没见了已经非常陌生。我也没有权力强迫他来见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他的选择。
后来我发现妈妈一到外面见到人就夸我，说我是电视台的高级记者，说我做了十年的省政协委员，说我得了多少多少国家奖，说我现在在哪个知名人士那做事……这些话她都快背下来了。我奇怪妈妈为什麽老向别人说这些呢?仔细观察发现其实妈妈内心非常自卑。单位裡她资格最老工资最低，入党最早房子最小。妈妈的单位是省文联，别人都是作家戏剧家，她那麽早的“当红演员”现在只是个老病号。于是我安慰妈妈说，别看你现在没成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你看你至今歌声不老。你看你拿来歌谱就能唱词，这个本事我还是跟你学的呢。我甚至说别看你女儿有能耐若不是你剖腹生我我还不知道在哪呢。几句话说得妈妈哈哈笑。
1992年春节，父亲在北京突然病逝。我没敢告诉妈妈，将她交待给阿姨带著女儿进京奔丧。继母很伤心，她和爸爸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红过脸还生下一个妹妹。“文革”中她陪爸爸一起下乡喂猪种菜。没有她爸爸很难活下去的，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后来妈妈在报纸上看到了爸爸的“讣告”。我非常紧张，后悔自己忽略了报纸。妈妈还好，她只是叨咕说爸爸是好人，再就什麽都不说了。
没想到五年后，弟弟在深圳突然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这对于日夜想念儿子的妈妈无疑是要命的事，我只好严守一切资讯通道，我只能一直瞒到底。
妈妈没有意识到她身边真的只有我一个亲人了。我不能让她感到孤独，她只要提出任何要求我都儘量去做。在她过完八十岁生日后她说她还是喜欢北京，她希望晚年能在北京多呆些日子。我马上同意了正好北京我也有个家，说走就走。
记得那天在机场妈妈兴奋得手舞足蹈。她虽然老了但眼睛还是大大的，细细的眉毛依然舒展在两边。她的皮肤永远这般洁白细腻，一头银髮更增添几分姿色。她永远带著她年轻时在午台作演员的气质，说话使劲时爱用手习惯地往前一点，有点像首长，令我忍俊不禁。她的腰一点都不弯，只是那条摔伤的腿留下后遗症平时不得不拄根拐杖。此时她坐在轮椅上昂著头挺著胸新奇地看著周围的人。
北京，这是妈妈生我的地方。妈妈告诉我当年的王府井是什麽样，告诉我当年我上的幼稚园的地址，告诉我她工作过的电影局……她就是不提八宝山。还要不要带妈妈去寻找E君的墓呢？我脑子裡闪了一下。精神脆弱的妈妈经不住任何刺激的，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