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妈妈自从离婚后,身体更加多病,尤其神经衰弱愈加厉害,每天晚上靠安眠药睡觉。在我的记忆里妈妈的安眠药吃了几十年,由一片吃到三片四片怎么劝都不听。可是妈妈只要心情好了,还是喜欢亮起嗓子唱歌,或者到剧团里和别人闲聊天,几乎不做什么工作。单位的人看在爸爸的面子上也只好得过且过。有一天单位通知她开党小组会,领导说由于她长年不好好工作加上爱穿爱吃喝玩乐,“小资产阶级思想”始终没得到克服给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决定“劝其退党”。
妈妈不服。她是从延安来的,她最热爱共产党,怎么能退出来呢?于是她拖着病重的身子一次次找组织谈,写检查下保证希望能恢复党籍。她想重新振作起来,可过量的安眠药使她早上根本起不来不能按时上班于是写下的保证又成空话。她看到找组织谈没有结果,于是坐和火车跑到北京,找她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老上级,希望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可所有的人都表示爱莫能助。
在事业上彻底失败的妈妈把我要到手后又非常想念弟弟。可这时的弟弟拒绝见妈妈。他的理由是法律上他被判给了爸爸,所以他有理由不见妈妈。我对弟弟说不管怎样她是我们的妈妈,依然遭到拒绝。有一天妈妈实在想弟弟,她求我能否领她去弟弟住处看看他,我跟弟弟商量,他想了好一会儿竟同意了。那一天妈妈真是高兴,他为弟弟买了一大堆新鲜的苹果,跟在我的后面走进了弟弟的房间。
妈妈和弟弟像陌生人一样呆坐着。弟弟几乎不看妈妈一眼,只是扭着头和我说话。也只有不到十几分钟时间,弟弟送我们走出了房间。
没有想到,从此妈妈再也没有见到弟弟。
妈妈离开了党,离开了她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的儿子,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留在她身边。自从我到了妈妈这边后,妈妈很少去各级组织那闹了,也再没发生她去爸爸家闹的事情。她身体确实太弱,领导给她办了提前退休,又由于她是延安老干部,退休又改成离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省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大叛徒兼走资派竟是爸爸。爸爸十六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被国民党抓进监牢。当时监狱党支部以“保存革命力量”为由决定所有在押党员履行手续出狱,于是一纸“变节行为”走进爸爸档案,让他背了一辈子。直到“文革”后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长这笔账才得以算清。爸爸倒了,我带着弟弟下乡,妈妈一个人到了“五。七”干校。
有一次回城看到爸爸挨批继母一个人在家著急,她劝我去牛棚看看爸爸。我说服了造反派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比以前更瘦了可精神很好,微笑着和我开着玩笑。爸爸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反右,现在又经历“文革”。他历经坎坷但心生坦荡,在风雨中净化自我领悟生命,是我终身的榜样。
规定的时间到了,造反派催我走,在门口爸爸忽然小声问我:“妈妈怎么样?”
我一时慌乱,不知爸爸指的是哪个“妈妈”,当然是继母。我说,“她很好,惦记你呢。”
“你妈妈怎么样?”
“我,我不知道她在哪,我刚从农村回来。”
爸爸知道“文革”这么乱,妈妈肯定不会安静的。果然我打听到妈妈竟然从干校自己跑到北京还把腿摔折了。我身上没有钱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干着急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才知道她一个人跑到北京八宝山去看E君去了。她居然能找到E君的墓地。 “文革”期间没有鲜花卖她便折了几根树枝放到了E君的碑前。八宝山在北京的西边,回来时她一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唱一不小心摔倒在马路牙边左腿骨折。她被人送进医院没有人陪她没有人给她送饭,我在农村她又联系不上,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样熬过来的。后来她被送到一个老战友家,老战友还在挨批他的夫人也是延安过来的,二话没说收留了妈妈。
我好不容易联系上妈妈。天冷了,妈妈让我把她的衣服寄往北京。在妈妈的箱子里我发现了她的一个化妆盒,打开看里面躺着一个很旧的本子。我好奇地掀开第一页,看到一个男人的像片——他面目清秀轮廓分明,静静地看着你。像片显然是从很旧的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六寸见方,颜色呈黄绿色。我注意到像片后面贴了一张红纸,两边各留出一块一寸宽的红边,用毛笔竖着写了两行字:右面是“我亲爱的战友”,左边是“你在何方”— —这是妈妈的笔迹。
这两句词我很熟悉。这是歌剧《江姐》里的两句歌词。那是江姐在得知她的丈夫彭松涛牺牲的消息后唱的一个经典片段。怪不得妈妈平时拿着歌本一遍又一遍唱。
天昏昏,野茫茫
高山苦城暗悲伤
老彭啊
亲爱的战友
你在何方……
你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响
谁知你壮志未酬身先亡……
在我得知妈妈的故事之前,听妈妈唱这段歌我觉得她唱得很深情,很优美;知道妈妈的经历以后,听得出她唱得很凄苦,很失落,很忧伤……
自从我被“判”给妈妈后,爸爸每月给我三十元“抚养费”放在妈妈那里。这一天我到继母那拿到下个月的三十元钱,坐上火车去了北京。
妈妈见到我像见到了大救星。她的腿还打着石膏。她没有告诉我因为什么摔成这样,我什么也没问把她接回了长春。
回来后妈妈的房子被别人占去了一间,我和妈妈挤在另一间只有六、七平米的小房间里。 “文革”中是不能顾人的,我就天天守在她身边,帮她做所有我应该做的。
冬天的房间很冷,我不知在哪弄到一个碳盆,晚上把碳点上屋里顿时暖和多了。妈妈笑着说,在延安他们就是用碳取暖,先用泥烧碳再用碳烧炕。我在妈妈的叙述中慢慢睡着了。半夜里头部剧痛把我疼醒,我发现妈妈正用一只腿在地上找拐杖,我想爬起来可心里明白就是动不了。我意识到是碳中毒,怎么挣扎身子都如一摊泥。
在床上已经卧了一个多月的妈妈这时竟扶着床站到了地上。她来不及找拐仗不顾那条伤腿一瘸一拐赶到窗前。她看我说不出话一边喊我的名字一边用尽力气去开窗子,可是窗子怎么也打不开。她又对我喊让我别着急她会有办法,然后她又返身找到了那根拐仗。她举起那支拐用力去推窗子,窗子终于被推开她竟没打破玻璃。然后她又回身把桌上的一杯水“扑”地倒在碳盆上,又手忙脚乱地把桌上暖瓶里的水也哗拉哗拉全倒在碳盆上。转眼间碳盆冒着青烟“滋滋”地响。
窗外正下着大雪,雪天的深夜静极了。我望着站在地上不安地看着我的妈妈,她只穿着薄薄的睡衣,身上沾着水和碳末,她的头发蓬松着,美丽的眼睛着急地望着我。她一拐一拐走到我的床前,用手摸着我的头。我感到她的手冰凉,一个劲地发抖。她冷得直哆嗦,可就是不回到她的床上去。
我的眼泪涌出来,湿着了枕边。我突然意识到,她是我的亲生妈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