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横空出世红卫兵(下)
    红卫兵这颗炮弹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城轰了个大窟窿，在城里炸开来。人们的心理方圆受到了极大的轰击，怎么？这也是革命行动？
    没错，红卫兵的行为按常规衡量是出了“格”的，是自发的、不受约束的“骚乱”。但是有人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这群横路里杀出的“娃娃兵”可以利用。无须多劳，给他们带上几顶红高帽，把他们捧为革命的座上宾，时代的宠儿。他们就可帮助“中央文革”击破对手的传统防线。      借刀杀人，红卫兵的悲剧从此开始。
    他们乳臭未干，嘴边的茸毛未退，穿着过于宽大的军装，公开带上红袖章用黑色毛体字印着“红卫兵”以示正统。他们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行人纷纷避让，行注目礼。他们处世未深，却以为整个社会已臣服于他们的威严之下。权威的到手，让他们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宣布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新纪元。他们将最简单的理想直接付诸行动，扬起手中配有沉重铜扣的皮带挥向古老的北京胡同。冠名曰：“破四旧”。
    不知道他们是从那里找到的名单，抓一个“准”一个。平时默默无闻的邻居，忽然被揪出来，原来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他被当街示众,连同从他家里抄出来的古董字画。然后焚烧它们，像原始社会部落人围着火堆一样欢呼嚎叫。
    戏剧学院也不免“俗”,随大流跟着破起“四旧”来。从仓库里淘出洋服马褂戏装，再搬来我们画素描用的古希腊石膏头像，（不忍心都砸，选了几个破损的）堆在操场上，模仿外面红卫兵的样子，打起鼓敲起锣，红旗飞扬。众人围在“四旧”堆旁，顶着烈日，又砸又烧，还押来李伯钊等原院、系的领导，逼他们跪在火堆旁谢罪。一群老人骄阳下伏地烤着火，场面既惨烈又滑稽。
    此时，一张大字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说是舞美系某教师的伴侣是东北杀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凶手的女儿。这让我们吃了一惊，老师夫妇就住在学院操场旁的教师宿舍里。直觉告诉我们那里会出事。因为她是一位小学教师。
    果不其然，一个学院工友跑来报告，这位小学教师在她的家里已被小学红卫兵折磨了一天，他看不下去，求我们帮帮忙。    此时的中央戏剧学院已经没人管了，除了食堂还按时开饭外，其他部门都处于无所事事状态。人们只能凭感觉分辨这件事应该谁管。于是工友跑到我们这儿报案。    既然是老师的家属，我们不能不管。可是红卫兵也惹不起啊。 “破四旧”是“人民日报”肯定的，谁敢拦啊。定夺再三，一致认为派人去看着，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好有个照应。
    我是晚饭后去的，天已黑朦朦。老师的家在底层，有一直筒的露天走廊，煤球炉和一些杂物堆放在门口。师母年轻，四十出头。正伏在微热的煤球炉上，双膝跪在洗衣用的搓板，上面还撒满了炉灰渣。蓬乱的头发盖住脸，穿着一身睡衣，怕是早上还没起床就被“揪”了出来。狭小的走廊挤满了红卫兵和看客。
    一个小姑娘，估计是师母小学的学生，双手攥着一把扫帚，正在用力敲打师母。打一下，骂一声：“刽子手！”师母每埃一次，便倒抽一口气，哭着哀求：“不要打了！”小孩子不理会，继续敲打。扫帚柄打在人的肉体上，发出“扑扑”的声响。回荡在这窄窄的走廊里。
    夏日的夜晚无风却凉凉的，感觉不出蒸腾的暑气，如果没有眼前的景象，拖出把竹椅乘乘凉，聊聊天，倒是个好时光。可现在，没一个人有这个闲情，周围的成年人包括我默默地观看着，一个孩子在拷打她的老师。    过了会儿，又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把剪刀，闷声不响，推开众人，板直了师母的头，剪刀插进头发里，随意剪了起来。一撮撮长发随着“嚓嚓”的剪刀声，簌簌落地。师母倒抽的气已没了音，同样一声不响，呆滞的脸，闭着眼，任其乱剪。
    很快寸长寸短的发痕现形于头上，整个人可怖地变了样。以此头型出入，公示着她与众不同的“罪犯”身份。恐怕侮辱一个人，无情地格杀一个人的尊严，也就莫过于此吧。
    戏，在这里无声地达到了一个高潮，人们觉得可以体面地收场了。近午夜，红卫兵胜利而归。
    我们却紧张起来。夜深人静，就师母一人，一旦想不开怎么办？顾不了那么多，我们站在窗外，毫不掩饰地监视着室内的师母。
    看起来师母的情绪还算平静，没有悲伤的表情。正手脚利索地收拾着凌乱的衣物。老师就有这么一间房，师母的一举一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直到深夜两点，一切平安正常。我们放下心，打着哈欠回宿舍了。    第二天一早，工友又来报案：“你们快去看看，好像她死了！”
    “谁死了？”我们一惊！
    “你们老师的爱人呀！”工友心有余悸地说：“瞧样子，许是上吊死的。”    老师家的天花板很低，又没梁，怎能上吊？
    我们半信半疑，急忙飞奔到老师家。门外已围了几个人，扒着门框往里看，却没人敢进去。
    从门口望过去，我的天啊！她没有吊在天花板上，而是吊在床头，整个人直挺挺地斜躺在砖地上。
    她换了衣服，一身雪白的隐花绸缎睡衣，干干净净。头抵在胸口，用手绢​​结成的绳子吊起来，嘴上缠满了白纱布。这是听说吊死鬼多数都是吐长舌头的，怕形象太丑陋，才作此预备。往日白皙的脸没了血色，泛起隐隐的腐绿。眼角和鼻孔​​留有干赭的血迹。
    我蹲在师母的身旁，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近一个死人。她真的死了？我有点不敢信，昨天她还颇有生气地乞求讨饶，还在整理衣物。怎么现在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就这样毫无顾忌地躺在众人面前，准备任人摆布？人是有尊严的，当你活着的时候，别人是不能随便触碰你的身体的。可是昨天，不仅仅是触碰了，那简直是践踏，毁坏！过了这一关，死，也许就不在乎。思想是看不见的，你昨晚若无其事地整理衣物时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只能猜测，那时你已经为死在作准备了。下这样的决心应该是冤海翻腾的过程！我们却看不出来！如果当时知道你的决定，我们会劝阻你，走这条路是回不来的。
    当然，那时我们只能这样想，现在，大家都明白，选择死亡不是她的错！
    那个时期死的人很多，我却清清楚楚地记住她的死。
    红卫兵战果“辉煌”，刺激着他们向极端冲去。 “革命的红色恐怖万岁！”十几岁的孩子挥舞着皮带高喊。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成了他们显示革命忠诚程度的最简单标准。我曾听闻一些红卫兵杀红了眼，用铜扣皮带只消三下就能结果一个人的生命。 “破四旧”在我的记忆里等同“恐怖”。
    红卫兵推着“文化大革命”战车疯狂挺进。却不料想，战车忽然转了弯反向红卫兵辗过来。出了人命，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东纠”“西纠”的红卫兵被抓进去一些。很快更大的恶运接踵而来。这些“龙子龙孙”们回到家里竟然发现自己的家也被抄，老爸老妈不再是革命领导干部，反而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翻覆的变化意味着“儿好汉”瞬间堕落为“儿混蛋”。命运如跳崖，稀里糊涂就跌下到社会的谷底。幼小心灵的创伤使他们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终于懂得用冷眼看世界了。        另一些人则自甘败落，成立“联动”,地痞流氓似的流窜在大街上。他们身穿将校呢子军大衣，足登白底黑布懒鞋，座下崭新“永久”、“飞鸽”牌自行车，上百人齐聚一堆前呼后应，无视交通红灯，群狼似地呼啸而过。红卫兵到了这个地步，已没有什么可惜的了，它终于被时代抛弃。                                                             2012/6/16 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