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搞写作的，顶多只能算个吊儿郎当的文学爱好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新西兰，对文学的接触只停留在皮毛而极不深入。可即使是皮毛也会有一点皮毛的感觉。尤其到新西兰后，我发现这裡的作者和作品与国内有些不一样，这种“区别”的发现吸引我想把皮毛的感觉讲出来。我当然有“班门弄斧”、“指手划脚”之嫌，我的幼稚甚至会惹人发笑，却能令我自勉。

    想起在国内我认真读过的一些名家的名作品，我的感觉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沉重。

    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会觉得“重”得喘不过气来。比如余华，他应该是国内获外国文学奖最多的一位重磅作家了。他的《活着》，讲述了人应该如何去承受巨大苦难，要忍饥挨饿，要忍辱求全；还有《许三观卖血记》，讲的是一个农民因为有了卖血的机会得到了钱“高兴”得直到血被抽干。正如有人说的，阅读这样的作品实际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

    再比如章诒和，读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我曾经十分激动。可美好的文字中留给人们的一些温馨的人性和高尚的人格，都浸透着压抑、扭曲、窒息的呼喊和爆发式的渲泄中。在她写完几部重大的《回忆》之后，我等来的，是她准备继续写她在十年监狱中遇到的十个女囚犯。我是在火车上读完了第一个女囚犯的故事——《刘氏女》，上车时心情挺愉快，下车时心情就不太爽。我可能不打算看第二个囚犯的故事了。

    还有閰连科，他也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为人民服务》辛辣尖刻，遭到当局封杀。而他的《丁庄梦》，讲的是一个村的爱滋病人平时怎麽生活又怎麽一个个死去，看得我心惊肉跳。我现在记不得当时我是不是把这部作品坚持读完了。

    还有莫言，这可是国内最有份量的作家之一了。有人向我介绍说他的《檀香刑》中专门写了骇人听闻的“凌迟”酷刑，怎样用规定的刀数就可以完成一个活人的被分割。朋友是以“暴力美学”的文学理论向我介绍的，我却吓得根本没敢去摸这本书。

    这次来新西兰之前我刚刚读完岳南的三部曲《南渡北归》，说实话我非常喜欢这部“纪实文学”。我第一次知道抗战时期有这样一大批流亡西南的知识份子和民族精英，知道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和不懈的学术追求。书中再现了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的群体命运，这真是一部史诗性着作。我在网上发信向朋友们热情推荐这部书。书中第二部写的是逃亡，第三部写的是死亡。在看第二部时我就默默祈祷这些大师千万不要留下来经历“文革”，结果果然，在第三部中他们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个惨死——梁思成死了，林薇因死了，吴晗死了，穆旦死了。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陈寅恪在造反派的高音喇叭中硬给吓死了......读毕全书，唏嘘不已，扼腕慨歎。

    不多举例了。如果我仅把以上几本书的主题词排列在一起你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饥饿，卖血，囚犯，爱滋病，酷刑，逃亡，死亡……当然这裡也有爱情、友情、亲情，有美的人性，真的纯洁，可这都是和现实中的残酷相对立而存在，因此显得羸弱，凄美，无奈。

    到了奥克兰后，我接触了这裡的一些散文、小说、诗歌、杂记等，新结识了一些热爱写作的文人好友，好像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我最先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也是两个字——自由。

    那天安妮女十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手头正在写两个评论：一个是朝鲜的火箭爆炸掉到海裡，一个是关于薄熙来。我当时脑中第一个反应是她太自由了，这两个评论若在国内是不可能被发表的：不管今天国内政府是如何看待朝鲜，现有的外交政策规定媒体是不能公开说朝鲜一个“不”字的。至于薄熙来，百姓们也只能在网上喊一喊，还不断受到封杀，媒体只能是指哪打哪，目前只是一个调子“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在国内做了二十多年记者，深知道“自由”所包含的个中滋味。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新闻法》，记者的採访和报导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不管我们多麽千辛万苦采回的新闻，宣传部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被毙掉。因此我们的肩膀上长的不是自己的脑袋，我们只是“工具”和“喉舌”。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脑袋，一个党没有舆论监督，这是多麽可怕的事情。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奥克兰的华人文学作品就像新西兰这块小岛，小巧玲珑，轻鬆优美，舒心随意，信手拈来。此地文人笔下的文采与他生活的现实是和谐的，温馨的。写作者不需要有什麽负担，更不要承担什麽“历史责任”。只是爱好，只是享受，颂扬真善美，评论是与非。那种令人羡慕的潇洒，令人陶醉的优雅，款款而来。

    不要小看了这份“自由”。对于人类来说，再没有比她更可贵的了。从汤玛斯。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美国第一份《人权宣言》提出“自由权”开始，人类奋斗了几百年。中国对于真正获得人的“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世界范围了。

    国内当然也有这样“自由空气“下的散文随笔，但它形成不了文学创作的主流。那麽回过头来又该如何看待国内的文学现象呢？

    国内早有专家说中国近三十年文学没有什麽发展，有的甚至说中国现在没有文学。说实话我是到了新西兰后对这个问题有了认真的思考——儘管对于国内文学我只看到冰山一角。在羡慕了新西兰作家的自由和潇洒之后，我也情不自禁对那些依然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作家们肃然起敬——是的，他们的作品到处是血腥的场面，张扬着广袤的狂野，也许作家们想用极致的笔锋来刺激华夏大地有些麻木的神经；他们的文字华丽炫目，甚至荒唐无稽，却支撑起一个了不起的炫丽空间。他们用血的利刃剖析司法的腐败，用尖刻的笔调讥讽贪官的龌鹾。用感天动地的哭泣召唤不该死去的亡灵，用真理的义正严辞抗议人性的泯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进步得很快成就很大，可一些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係非常紧张，余华自己就承认他的心灵与现实之间总是在“较劲”。痛定思痛，我从他们作品中的惊心动魄感受到了他们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深深的忧患——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西方的“自由”，不是民主国家的“平等”，不是被保护的“人权”。这种“忧患意识”他们挥之不去，他们心痛的，正是他们深爱的，他们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

    “忧患意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民族的先哲留下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中国最早的《易经》裡就充满了“忧患意识”，它比孔老夫子还早五百多年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品味当代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也是在体验忧患。

纵观中华文化浩荡的文学长河，我们惊喜于大江东去浪滔天的澎湃。我们为屈原感天动地的《离骚》发出生命的慨歎，也讚美陶渊明“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我们欣赏司马迁朴素的叙述魅力，也陶醉于历代诗人的华丽篇章；太平洋的海面是宽阔的，它容得下所有炎黄子孙的生命华彩。正如作家莫言所说，真正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文学，是永远属于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