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到了，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我出生在上海，上海人叫母亲为“姆妈”，我从小叫惯了“姆妈”。可是，当母亲病榻在床，我突然发觉兄弟们用母亲最熟悉的乡音改称她为“姆嬷”了。四，五十岁的儿子们在母亲面前展露出过去从未有过的谦卑而又似撒娇的笑容 , 围聚在母亲身边，轻轻地亲切地在她耳边呼喊着。我心裡一下子明白，这是我们怕失去母亲的一种恐慌，更是对母亲内怀愧疚，乞求母亲原谅的一种表达。
姆嬷三岁死了娘，没有读过一天书。她生了九个儿子（第六个儿子夭折），养育了八个孩子，寄希望我们都成为读书人。解放后，这个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靠着父亲每月 65 元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当新学期开学，是父母最发愁之时。为了八个孩子缴学费，几乎把家裡稍为值钱的东西都送当舖了。每年二次跑到兄弟们学校，无数次恳求学校减免，分期。姆嬷不善言辞，对孩子们只会说一句话：你们要好好读书啊！为了让我们安心读书，她犯了一个今天中国母亲们还在犯的错误，不让孩子做家务。八个兄弟成家前没洗过一件衣服，没为家裡刷过一次碗。看到我们贪玩，她经常会拿父亲的威严来督促我们：今天的功课做好了没有，你爹下班快回家啦！此话很灵，我们会乖乖的赶做作业去了。她有时候也拿二哥作我们的榜样：侬看看阿尼 ( 老二 ) 的字写得多好啊！其实她根本不识字。听说我们的成绩不好，姆姆会伤心唠叨：我三岁死娘，五岁就割草，不识字多苦啊！他始终重视读书，崇尚知识。只有读书才有知识，会有出息，这是她的信念。没有读过一天书的她，培养了大学教授，中学校长，研究所总工程师的儿子。
姆姆与人为善，豁达大度，从未与人红过脸，但看起来温和的外表却深藏着刚强的内心。 1966 年初夏的一天傍晚，一辆满载造反派的大卡车嘎然停在我家门口，不由分说地抄了家。当晚母亲陪父亲站在公众前被批斗，偷过门缝看见父母被造反派摁着头，逼问什麽，吓得我浑身发抖，只听得姆嬷回答造反派的一句话是“不晓得就是不晓得！”。第二天清早，抄了一夜家的人已疲惫不堪，昏昏欲睡，忽然听到姆姆为出门买菜而与造反派发生的争辩：家有八十老母，刚满周岁孙女，饭总该吃的啊！与往日一样，这天她照常烧饭洗衣，照样进进出出，不再与造反派多说一句话。这时候我突然觉得，姆嬷是家裡的一棵大树！
看到家门口贴满的大字报，我突发奇想的要慢慢的撕毁它，今天撕一条，明天刮一张。被姆嬷发觉后，她轻轻的埋怨我，你这是在作孽啊，这样反而会加重你爹的罪过。事实上她是对的，因为街道裡弄的造反派一直在监视着我家一举一动，为难着我们。父亲被罚每天清晨扫马路，高度近视扫不干淨，总是被训斥。姆嬷不由分说，接过父亲的扫把，每天起早四五点钟把整条街扫得乾乾淨淨，也算是解救了父亲。文革十年，让我看到了姆嬷逆来顺受中的镇定、坚强和智慧。
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起早贪黑，默默无声操劳着全部的家务；几十年如一日地扶老携小，含辛茹苦照顾着每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精打细算，千方百计让儿子们穿暖吃好。她的手是那麽神乎，每天双手提着 2 个硕大菜篮，走过几个菜场，拖回价廉菜蔬，在狭小厨房裡变成一桌美味菜餚，她为了节约，自製很多四季醃菜，闻名街道。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家没少吃一顿。如今，每每想起她一日复一日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吃尽剩菜剩饭，直到她病倒再也无力为我们做饭，心裡好痛，悔泪横流。我一直不明白姆嬷为什麽会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富贵病，而她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后来我才想到，也许就是因为她吃了一辈子的剩菜剩饭，加重了胰岛素的消化负担。姆嬷为了这个家，一生辛劳，无怨无悔，唯独没有她自己！
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阎维文唱的《母亲》：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家；不管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干啥，到什麽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我要真诚劝说天下的儿女们，父母在世时要懂得尽孝道，否则会犯我同样无法补救错误，后悔一辈子。姆嬷向来身体健康，几乎不得感冒，而 60 岁以后身体状况却每况日下直到完全倒下。她像一根蜡烛，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点亮了这个家，温暖了每个人。如今我已经开始老啦，却越来越怀念我的嬷姆。自母亲去世以后，内心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忏悔，一直不断呼喊着：“原谅我，母亲”，现在只要一听《母亲》这首歌就会默默的流泪。姆嬷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家，今生今世不会离开我的姆嬷，来世来世还要做姆嬷的儿子。
为母亲去世二十五週年而作 2012 年四月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