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佈雷尔是个普通的英国人。

    1997年起，他担任了整整十年的英国首相，并开始了英国工党史无前例的连续三届执政。

    佈雷尔是个敏捷、智慧，富有激情的政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心“永远都敲打着改革的鼓点，他的灵魂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叛逆之魂”。

    我是从佈雷尔用了三年时间写完的厚厚的回忆录中走近他的。同所有政治领袖的经历一样，他当政的 十年依然是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十年——雄心与痛苦绞在一起，信念与现实纠缠不清。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需要的是理智、决断、目标明确和绝不轻易动摇的意志，这也许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在成功与失败

中所展现给世人的最富有刺激性，最惊心动魄的强大魅力！

    而我更看重的却不仅是这些。

    佈雷尔吸引我的，更是他的情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他的深不可测的忧伤。这种情感来自他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他说英国是个“让他感到亲切温暖的伟大国家，英国人民勇敢、坚定，敢做敢为。”因此可以说他的几乎所有的决策，他的一篇篇精彩演讲，他筋疲力尽的忙碌的身影，既充满着作为领袖的冷静理智，更饱蘸着普通人爱与恨的激情。

    曾经让我很感动的，是佈雷尔在处理戴安娜王妃去世后的一系列做法。佈雷尔从内心为迷人的戴安娜的死去伤心，他称她是“人民的王妃”——这句话安抚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喜爱戴安娜的人心。可是英国女王本人对戴安娜的看法与公众所能接受的“大为不同”，她也不想说出口，所以她不愿意站出来讲话，不愿意降半旗，不愿意去看英国公民为戴安娜献上的铺天盖地的鲜花。作为首相，佈雷尔非常同情女王本人，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的干预过于明显，就可能遭遇严重挫折。可是民众的悲伤情绪倾泻而出，由伤心转为愤慨的怒火正在向王室蔓延。此时的佈雷尔心中占主导位置的是“民情和民心”，所以他认为“女王必须说话，王室必须出面”。

    于是，他最终採用了最婉转的做法和表现出英国人惯有的最优雅，最有礼节，也最通情达理的忠诚，终于说服女王面向世界为戴安娜送去了感人的悼念。佈雷尔成功地保护了王室，更重要的，他顺应了民心！

    这仅仅是一个王妃的纪念。可是它所体现出的“领袖与人民同心”的事实却让我挥之不去。

    2001年，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裡，近三千人在这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中丧生，其中许多英国人也被夺去了生命。佈雷尔见到一些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还见到一位怀有身孕的女士——她的丈夫飞去世贸中心开会，他和他的孩子将永远无法见面。还有一些父母失去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独生子……世贸大楼的烟火让忧伤的佈雷尔泪流满面。反映在他脑子裡的第一个信念是：英国必须站在美国一边，必须为死去的无辜生命呐喊。他第一时间到达纽约并进行了演讲，他的讲话摘取了桑顿．怀

尔德小说《对路易士雷的大桥》中的一段话，小说描述了峡穀上的一座桥的倒塌，造成了五个人的死亡。他说：“活着的人生活在一个世界，死去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连接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樑就是爱。只有爱能跨越生死，只有爱是唯一的意义”。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英国等国与美国并肩作战，在世界范围对基地组织的坚决打击。

    可是，后来的战争使首相佈雷尔再次陷入深深的忧伤。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佈雷尔作出了英国参战的决定。在佈雷尔的《回忆》中他写道，这个决定的作出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战争就要死人，可是没有正义的战争死的人会更多。仅80年至88年，两伊战争总死亡人数达60-110万之多，伊拉克60%的人口靠救济活着，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战争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可是也献上了许多士兵的生命，包括伊拉克人民自己。佈雷尔说，因战争带来的死亡是“难以用常言描述的悲恸，泪水，儘管已经流下很多，也无法平复这些伤痛”。他为那些早逝的生命难过，为失去亲人而陷入无限悲伤的亲人们难过。他痛心地质问，为什麽非得是他们的孩子、丈夫、亲人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踏上那段征途，承担那份使命和安排？

    伊拉克战争后的不长时间，恐怖主义的报复再次让佈雷尔陷入困境——那天伦敦的地铁和广场连续发生四次爆炸，52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佈雷尔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忧伤地说，52个有着家庭朋友、女朋友、男朋友、孩子的人，52个享受着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人，52个那天早上起来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醒来或者与人吻别的人．．．．．．就这样消失了。佈雷尔想到如果爆炸发生在自己家裡的亲人身上，如果自己的小儿子利奥也在那辆地铁列车上，在那辆公共汽车上．．．．．．他由此想到了那些牺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那些埋葬在巴格达或者坎大哈瓦砾下的其他人——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的悲伤。

品味着佈雷尔的忧伤，我不禁想到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

    从“三反五反”开始一个个人头落地，到三年自然灾害让黄河两岸遍野饿尸，黄土高原的亡灵以千万计；还有甘肃省夹边沟那些被莫名扣上“右派”帽子的知识份子被饿得抓地上的草皮吃，饿死后用破草席一裹抛到荒郊野外；再有那个更加恐怖的“文革”，让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个个被打得鲜血淋淋，上吊、自杀，跳河，既没了宝贵的生命，更没了做人的尊严。这些可怕记忆不会随着时间流逝澹漠的，我们总是在问此时我们的领袖哪去了？领袖的人性哪去了？一个不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人的领袖，他只能满足于因权欲而生的兽性的狂欢，泯灭

的，是他本该有的，最起码的人性。

    对比佈雷尔对丧失人和生命的深深的忧伤，不能不让人对人类的信仰、理念、思想和文化作出理智的价值判断。

    这种对比可能有点残酷，可他让人思考怎样来辩别同属于人类的善与恶，而不同的国家体制又是怎样创造出完全不同的领袖呢？佈雷尔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关于参加伊拉克等战争的决定，他使用了两个字——“责任”。他要为因战争而死去的人负责，他更要为在独裁专制及恐怖主义残害下的人民负责。

    发生在中国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中，几千万人的死亡又有谁来负责呢？又有谁负得起这个“责”呢？轻轻的一个“三七开”，便把千秋功罪掩藏在时间记忆的流动之下，人民没有清算罪行的权力，只有拿生命做祭奠，竟边唱“红歌”边抚摸遍体伤痕。

    2007年，佈雷尔离开首相位置后，继续怀揣和平的愿望奔波于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并投身于中东、非洲各国的和平解放斗争中。那裡的饥饿、冲突和疾病，会激发他新的斗志与智慧，也会继续给他带去无法解脱的忧伤……

    厚厚的一本《佈雷尔回忆录》读完了，我掩卷静思。

                                                  201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