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慧曾先生对历史多有研究，其大作《回归中华》声誉久播，是我经常拿起来翻一翻，查一查的读物。
林先生最近的文章《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先给我发来，我也因此先睹为快。也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共鸣。我在此不揣浅陋，发表一点意见，以来求教于林先生，也希望引来其他高人指教。
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我完全同意林先生也即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对历史分不分期，并无大碍。重要的是要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要把历史当成橡皮泥，想怎麽捏就怎麽捏。不要因为自己当了婊子就一定把历史上所有的人都说成是婊子。也不要自己干了点什麽好事，实际上历史上别人也是这麽干的，就一定要抹杀前人的，而说成是自己的独创。
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分作经、史、子、集四大类，而其中的“史”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可没听见说古人对历史有什麽分期一说。
只是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更由于1949年的解放，马列主义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以及所有的学术领域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于是那些马列主义的，或者不是马列主义的但也必须用马列主义的思维来解析历史的学者们：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纷纷用历史唯物主义所给出来的历史五段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五种形态，套到中国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分期的闹剧。更为骇人的是，伟大领袖也在此冒充权威，插上一腿，致使与他意见不合的人蒙受大难。
说是闹剧一点也不假。先说原始公社制社会，这首要的条件是没有私有财产，共产共妻，首领是女性，中国哪有这样的历史阶段？于是找出个女娲来，可女娲是个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即使确有其人，在她的前面还有盘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伏羲氏，而在她后又有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唐尧，虞舜等领袖人物。这些人物可都是些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所谓共产共妻，历史上从无记载，也不能无中生有吧？硬是生生地在中国弄出一个本不存在的“原始公社制社会”来，你说这事有多荒唐！
再就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这一历史的阶段如果存在，应该说已有完整的文字记载了。可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长期存在于西方那样的奴隶制社会！学者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期的种种争论，也是因为所谓的奴隶制社会从何时开始，又从何时结束而引起的。本不存在的东西，非说它存在，并且还企图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你是能不矛盾百出吗？打嘴架那是必然的。
另外笔者以为，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如果没有交集，没有相互的碰撞、渗透、借鉴，各自的文明会有截然不同的形态，根本不可能有一条共同的发展轨迹。也就根本不会有这麽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能够准确地套到各国的历史上。新西兰的毛利人，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西方人和亚洲人，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就是一个云南省，不同的民族可能仅一河一山之隔，却各自有决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民族？也许有几千，上万，也许有几万。他们自古至今，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我想根本就没有一个什麽共同的发展模式。
而林先生也即唐先生的观点，将中国的历史总结为三段式：封建——帝制——民治，笔者以为专门针对中国历史的这种分类方法是恰当的。因为这种分类是对中国过去历史的总结，是量身製作的，而不是从国外搬来的东西的盲目套用。
而对于唐先生所认为的“中国从帝制转到民治，这一转型至少二百年难见其功”之说，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儘管各自独立从无交往的两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很难相似、相同。可两个民族如果交集，不管这种交集是和平地交往，还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则两个不同的社会模式、社会制度的高低、优劣便可立见分明，当然这有可能是一优一劣，也可能是互有高低。笔者第二个思想是，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複製的，是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或者是稍加修改为我所用的。第三，学习或者是複製别人的制度从而促使自己的社会发展、转型，这种发展方式是所有发展方式中最为经济，最为合理，也最为正确的发展模式，并且也最为快捷，是可立见其功的。
仅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盘学习苏联。在此之前的中国据说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新政权建立后一个早晨变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吃上了大锅饭。当时并没有考虑什麽中国的国情，中国适合不适合这种制度，学了也就学了，并且是全盘地学了，中国不也就这样过来了。至于后来出现了问题，有了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并非这个制度单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这个制度也不符合苏联的、东欧各国的，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中国的东邻日本。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全盘学习西方，没几十年就崛起成为世界强国。1894年在东海大败北洋水师；1904年在日本海全歼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1922年底建成当时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1941年以6艘航母编队奇袭珍珠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前后共建造了29艘航空母舰（其中4艘只下水没完工），你看看日本是什麽样的发展速度？
无疑，日本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最为成功、最为快捷的制度转型的例子。如果当初日本不是这样乾脆俐落地做彻底地、根本地变革，而要顾虑什麽日本的特色，患得患失，日本有以后的快速发展麽？日本的经验，为什麽不能在其他国家複製呢？
至于中国的转型需要多久，这就看领导者的气魄了。当年学苏联一个早晨就发生截然的变化固然是太冒失了，可如果认准方向循序渐进不断地变革，有个10年20年顶多30年，也就行了。如果领导人得过且过，推三阻四，患得患失，无所作为，一二百年不见起色，或者反反复複也有可能。
总之，笔者以为，在过去，世界上的国家、民族是如此之多，各自都是稀裡煳涂地就过来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的发展规律；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成了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的交通、来往是如此地便捷，谘询是如此地发达。各种制度的优劣，其实是谁都明白。向合理、先进的制度学习，既是人民的诉求，也是一个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2012年3月17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