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海外华人一贯关注。尤其在中国大陆生活时间较长，特别经历了上世纪大陆主要政治风云者，习惯了那种自以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好谈古论今的思维。顽愚不堪如笔者之流就属于其中一个，一遇“得闲过头”，想的、读的就下意识地往哪个方面走。最近两会的召开,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又激起了人们对“改革问题”的关照。笔者也趁此机会，借题发挥一下。不过这种近乎空谈而美其名曰关注者, 错误浅薄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指教。
始于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原来主要在海外及台湾，现在已得到大量国内史学家认同的一个中国史学派，这一史学派的中坚，着名旅美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是安徽合肥人,1943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现南京大学及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前身）。1948年赴美留学,5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先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资料搜集、研究、课程设计和教学近半个世纪。积极推动名人“口述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有他独特的见解。
唐教授才华横溢在史学领域着述颇丰，凭藉他对近、现代史的无比嫺熟以及真知灼见，他写作喜欢边叙边议、语言平易而生动风趣、文内夹杂大量有趣故事，与一般枯燥学究式史书绝然不同。可以想像听他讲授历史课程，也一定同读他的着作那样会是一种兴致盎然的享受。
唐教授是个典型老华侨式的衷心爱国者，他直言：“中国很有希望”， 这个“很有希望”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的。他在政治上不倾向于任何一个政党，他认为 “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必须与传统相结合，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而全盘西化”。他在中美建交之初就回大陆访问，与大陆史学界有紧密的交流。临终前他把自己几十年苦心积累的一百二十四箱宝贵史料无偿地赠给安徽大学，不由得使人悠然生敬。
人们特别兴趣的是唐先生一再阐述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观点。即着名的“历史三峡”论。这一观点与长期佔据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五形态”(指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历史发展观有很大的矛盾，不但对过去历史发展进程解析有异，也涉及对今后社会发展方向的推论有分歧。唐先生认为大陆史学界似有“崇洋过当，食洋不化”之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将中国历史也分为“五形态”，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其特殊性。
唐阐述他的观点说：“笔者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这个“拙论”简单地概括就是“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唐德刚教授认为“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徵之国史，凡四千馀年（西元前二二0 0—二0 0 0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形态发展之程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形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即“中央集权制”——笔者注，下同）与民治是也。”两次转型则为:“从封建转帝制……。从帝制转民治……”。(《晚清七十年》【壹】，第9页)
贤明的读者已可发现唐教授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上没有“奴隶社会”，下麵到达的是“民治”而非“共产主义”。而三个社会之间存在两次“转型”。
中式马克思主义史观把封建社会延续到清末、民国老蒋时期，把一切古老落后的制度、习俗和其他旧事物全部统归于这个“封建社会”。唐先生的观点与人们长期以来之上述概念不同，唐德刚先生认为：“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世袭分封的封建社会早就完结了，“中央集权”社会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唐教授的见解跟毛泽东的看法是“英雄所见略同”，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给郭沫若先生的一首诗：
《封建轮》——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阬事业要商量。
神龙既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轮》，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毛泽东告诉我们，到他老人家写诗给郭老时，我们是“百代犹行秦法政”，中国实行的依然是秦朝开拓的“中央集权”制度啊。毛泽东的历史睿智与唐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我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亦可扪心自问，凭我等切身体会难道我们对所处环境不是与毛、唐看法一致吗？
唐还认为 “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齐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读者朋友我们今天是处在的从“中央集权”社会转到“民治”社会的第二个“转型期”呢！
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究竟现今是什麽社会？是正处在第二次转型中的“中央集权”社会？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或两者都是？ 转的又是什麽“型”？仅仅是“计画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今后这社会发展一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按照“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从“中央集权”转入“民治”呢？我们曾经盼星星、盼月亮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唐的社会发展观无疑打乱了以往的理论。
人们会问 “中央集权”为什麽这样长，笔者个人理解：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帝国始，一统中华之制度始终是“国家大于人民”的社会，人民面对强大的统治机器，一直下意识地自认从属的弱势地位。只要遇见一个稍微开明，体贴之君已感满意。无西方先进国家民族那种注重捍卫个人主义利益的“人民大于国家”的特点。另方面，我们的民族秉持的文化在世界东方一隅却是一枝独秀，即使我们民族经常蒙受夷狄侵凌，我们的皇帝有靖康之耻，人民曾被蒙元贬为三、四等级，我们的知识份子地位不如妓女，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我们被满清长期施以民族压迫。但是外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后也为我们的文化所融化。蒙元后来也要开科取士，大清皇帝恪守中华文化更优于那些不屑的汉人。中华文化始终没有失去他自成一体，崇高可敬，傲视东方，独揽风骚的地位。因此在西方另一种文化来冲击之前，这种汉家的制度，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精英庶民、学而优则仕……，就被东方世界认为是一种不变的当然“通制”，在朝皇帝臣子极力维护之，造反夺权者得逞之后再用之。试问诸君，如无外来文化的冲击，如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我等何时才能进入今天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能不久哉？
根据唐德刚观点 “中央集权”制度会面对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转型”。而且“……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唐德刚《袁氏当国》9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
人们又会问，凭什麽就非得转到“民治”社会！？
仅从感性上，“集权”治理是由一个强人，一个家族、或一小部分人确定众人的事。在文明没有足够发达，知识、财富差别较大的情况，秉承原始社会初民开始的，群居动物的“强凌弱，大吃小，尊御卑”习性，社会从原始到封建，从封建到集权，但这些社会的治理方式，人民总是承受极大的不公和痛苦。而“民治”就不同了，治理社会是众人的事，众人都有权利参加管理，社会由众人来治理。结果“强凌弱，大吃小，尊御卑”逐渐减少，人类享受儘量的公平与富裕。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目的是一样的。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物资、知识的提高，世界上现有社会治理方式给文明人类带来的经验，人们总不会老是宁愿忍受不公和痛苦吧。人们总是赞同和趋向于接受“众人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吧，这就是“民治”必将出现的最简单道理。
唐氏认为这中间从“集权”转为“民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转的开始、经过的时间、结果都会大有不同，但大的趋势是一样的。
那麽这个“民治”社会会是“共产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行动纲领，对近代世界历史曾有着翻天覆地的效果。不但在中国近代被视为金科玉律，在世界许多地方，尤其比较落后的地区，是那裡人民祈求解放的指路明灯。多少志士仁人笃信不疑，为之终身奋斗，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然而经过百多年的实践，尤其企图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段，其效果乏善足陈。发生在现代眼前的事实是：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全面的崩塌，社会主义的中国、越南政治上的宽鬆，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模式的修正，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模彷。这些情况是暂时的或是不可逆的？上述情况使史学家认为仅仅根据当年对日尔曼人的历史发展，对当时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推论出“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而套到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共产主义式微的不可逆就难免了。
那麽从“中央集权”社会最后变出的是什麽型式的“民治”社会呢？唐先生说：“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中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他的社会政治结构（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该採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製？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ste & socielty)？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学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而“……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熔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的锤炼出来的。”（唐德刚《袁氏当国》9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
唐先生认为，历史学家“只谈抽象存在而不谈具体形态，历史学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仅此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葡萄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中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data），并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逐渐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析相关的历史。”（唐德刚《袁氏当国》94-95页，广西师大出版社）
最后如果真的“转型”，要转多久？转到那个“猴年马日”呢？
根据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经验：“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是出于十四世纪初年，（1300）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馀年，直至十七世纪(1600)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以《中产阶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三】，121页）唐德刚教授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是：“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齐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鬆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晚清七十年》【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述”，第9页)。
上面简单介绍的唐德刚先生见解，可否成为我们今天探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参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