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成为媒体焦点事件的伦敦骚乱，后来因为迅速扩散到其他城市而被命名为英国骚乱。分析人士称，这是一场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年轻人的宣洩活动。英国媒体自己给的总结，最为显要的也是这类对下一代充满忧虑的评价。
后来和佩里先生讨论这个话题。他说，伦敦骚乱时我恰好在英国，满街的年轻人在砸品牌店抢名牌衣服、鞋、苹果手机，唯独旁边的书店非常安全。他又继续比较在中国看到的景象，在西单的一个大书店，我惊讶地看到裡面全是年轻人啊！
我试图从他眼裡看出奉承或者夸大其词来，但一无所获。佩里先生认为中国年轻人热情好学，未必能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西单图书大厦裡的年轻人也许在搜寻成功宝典、经商策略或者厚黑学呢。他批评英国很多年轻人缺乏教养的观点，倒是注解了英国媒体的总结。
这裡不想谈骚乱背后複杂的原因，诸如高失业、族群冲突等经济社会因素，又如警力佈置不周，社会媒体的氾滥等等。而只想谈谈其中透露的教育主题。英国骚乱从反面论证了教育这种工具对稳定而平庸的社会是多麽的重要。
在结构功能主义者那裡，教育一直被视为解决许多宏观社会问题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它是人社会化的最佳方式。籍由它，社会也可以实现最大化的公共利益。近年来西方学者大力倡导的“公民社会”，就离不开系统而深入的教育。没有得到教育的年轻人，不可能坐下来绅士般地理性地协商公共议题。
在古代的许多文明国家，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以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中的惯例把人们彼此隔离起来，不去教育他们启蒙他们，也儘量不让他们之间发生过多的能引起社会质变的水平流动。正因如此，那些流僧走丐，都是危险分子，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敌人。这与西方人当时对吉普赛流浪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外来者所具有的那种观念和行为方式冲击了本地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威胁到既得利益者的统治。禁止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不教育的愚民政策，于是成了古代统治最鲜明的方式。
在今天，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教育也成了一种更为隐蔽而有力的统治手段。它是以消耗时间的方式产生作用，并把一代代的人平静地纳入到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去。最高的境界是让接受者也不察觉这一点，而把消耗时间的理念刻到了骨子裡，灵魂深处。
教育本身就是对时间的消耗，年轻人进学堂，从幼稚园一直到博士，多麽合法而又合常理的消耗体系啊。接受教育也是在接受意义判断的标准，它给此后不管任何工作赋予上了神圣的价值，让你坚信值得去为之奋斗。教育还塑造了消耗的规则，你的光阴的自由消耗不能威胁到别人的消耗光阴的自由。
人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而且可以花上一辈子的时间锲而不捨地去做它。参与者都会创建所谓的共同体去开发那种供人信仰的意义。比如新闻共同体开发出了“为真相而奋斗”的意义，法律共同体开发出了“为正义而奋斗”的意义，医生共同体开发了“为健康而奋斗”的意义，经济共同体开发出了“为价值而奋斗”的意义，女权主义者开发出了“为男女平等而奋斗”的意义。
那些彻底而坚韧地贯彻这些意义信条的人往往为这个社会体系的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受到社会体系的褒奖。是的，到后来人们不再觉得那是有条不紊、深思熟虑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其中所起的涵化作用也一併被不由自主地忽略掉了。
现在没有某个机构站在上面对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进行干涉和指导了。指导机构变成了那个共同体。它以更加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方式强化你的信仰。它的唯一的目的，在于对人的时间的消耗，对一代一代人的时间的消耗。它的最隐秘的地方在于给这种消耗赋予以信仰为最高形式的意义。
于是你会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为一些神圣的事情而奔波，你是幸福而充实的。那些与这种信仰相抵牾的消耗方式，成了你所抵触的方式。当然你偶尔会去选择那些方式，你心中充斥着罪恶感。但反过来说，如果你一直选用那些方式，你也会觉得幸福而充实。
参照体系是互相排斥、无法共通的。你不知道还有别的参考体系，你整个地生活在自己的那个体系之中。你在裡面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发展出了许多具体标准，让新来者为达到那些标准而不断奋斗，一代又一代的人为这些永世的标准而奋斗。它对每一代人而言都是新的，但它整个地一直很旧。在新的体系被发现之前，你是幸福而快乐的，这种心理正是统治的最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