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世界的“占领”行动到今天也有段时间了。它由美国人搞起来，迅速到达欧洲，到达亚洲，到达南半球。奥克兰市政广场也已经被流浪汉、艺人、学生或者别的什么人占领好久了。总而言之，大部分城市的“占领”行动都是平静的，非暴力的。在另些城市可能就没有这么温情脉脉了。比方，罗马年轻人拿着汽油瓶扔警车，或者用消防栓砸街边的玻璃橱窗。

读过一些关于“占领”行动的文章，包括媒体报导，似乎都言犹未尽。人们要么过高估计它的意义，要么倾向于把它当作一场闹剧。的确，没有具体诉求的运动叫什么运动呢？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为了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年轻人运动，是为了反抗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逃避主流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运动是为了争取黑人权力及种族平等的。“占领”行动的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一句简单的“我们是99%，反抗的是那1%”真不算什么目的。究竟谁是那1%呢，谁又是那99%？谁来给个具体的界线。或许我们都认为自己属于那99%，到最后似乎也就没有敌人——所谓的敌人顶多只算个虚无缥缈的代码。但我们的生活却是真实而痛苦的。比方医疗保障、学生贷款、孩子教育平等，都是问题，尤其是人们没有工作而消费透支额却高涨。这些暗示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某个糟糕的怪圈。

人们指向了华尔街上的金融家，指向那些符号化的“富人”，因为似乎只有他们是这个圈子里的绝对受益者。这样的指向却是有点心虚的。因为，似乎我们自己也是整个怪圈中不可忽略的一环。我们一直在与某种让人痛苦的体系共谋，只是今天，这种痛苦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忍耐的临界点。但总而言之，如果有敌人需要反抗，或许敌人也恰恰是我们自己。

原以为“占领”行动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后来发现老人也去，甚至还有小孩。男人女人都在参与着。毫无疑问，里面有不少视其为提供“乐子”的人——在街头“合法”住住露天帐篷，体验一种别致的生活，似乎很不错。身边一个洋人同学，直率地说她很喜欢露宿广场的感觉。你要说她反抗什么呢？我看她什么也不反抗。她挺喜欢生活的，能自己动手缝制混搭日本和非洲风格的裙子。

但其中必定也有些热心参与的人，他们必定是带着自己的具体问题去的。有人担心老人福利待遇有改变，有人想出售自己的房子但听说政府打算对此征收高税了，有些国家的公众则趁机来呼吁点民主权力。谁知道呢。他们有自己不快乐的理由，因此需要籍此来向体系表达自己的感受。
在《暴力的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一书中，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区分了两种暴力：延续法律的暴力和制造法律的暴力。这种区分本质上也没有什么新意，前者是体系改良后者是体系革命罢了。“占领”行动，虽然用上了一个非常革命的词——占领——但它却丝毫也不革命。如果它能算暴力，也顶多只是一种延续法律的暴力。参与者以温和的方式，比方有意选择那些带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去展开所谓的“占领”行动，并对体系中某些问题进行含糊地揭露，希望体系能够作出良性调整。

毫无疑问，它本身又具有强烈的天真性。试想，你连体系中的问题都不能很清晰地揭露出来——更不用说揭示最根本的问题了——又怎么希图得到体系良性的调整呢？在一个叫“占领研究（Occupyresearch）”的维基网站上，那些研究者甚至说要彻底告别1%人所用的方法，不能让那1%的人参与到这些研究中来，要99%的人自己来研究自己的事情，要用能代表99%人的方法来做研究。似乎任何带有1%色彩的东西都是罪恶的，应该抛弃；而带有99%色彩的东西就是良善的，应该积极拥抱。这无疑陷入了天真而又激进的怪圈。没有人能与别人彻底撇清，他们都是一体相连的。就像这个“占领”行动，要么所有人都是敌人，要么就没有敌人。
当然“占领”行动根本不可能揭示出体系的最根本问题，因为连那些被归为1%的所谓“精英”（金融家、思想家、政治家等），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全人类的1%都在寻找乌托邦，由古至今，假说不计其数，没有一个可以很现实。能够做的，似乎永远只有小修小补。改良和革命都是这样，打破旧的体系建立新的体系，没有体系能让所有人快乐，遑论让人一直快乐。

林中有两条路，我们永远只能选择走其中一条，同时想念另一条。对另一条路的想念，源自于对这条路的失望以及对遥不可及之物的美好憧憬。如果有一天我们意识到了，另一条路也是很糟糕的。我们会如何？我们不会如何，生活仍要继续不是，因此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走。

如果说“占领”式的反抗有意义，它的唯一的意义似乎只在于它自身，反抗是人们生活态度的表达。我们现在对这个系统感到不快乐了，系统得作出良性反应。怎么调整，最后还是那1%的人考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