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学学制是五年。这五年是我一生中平静而紧张的五年。

    因为大跃进饿死了人，虽然把这责任推给了老天爷，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全国所有的人，包括造孽者自己心里都明白。于是造孽者老实了几年，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务实的领导人收拾残局。这些人对几乎所有的极左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新的政策很快见了效，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还是教育，都从歇斯底里的亢奋中恢复了秩序。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成了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届不被折腾，能够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念了五年书的大学生。

    不过我们还是结结实实地品尝到了吃不饱挨饿的滋味。开饭前，食堂的门外便排起了长龙，打了饭后，立刻风卷残云，还没有体会出饭菜的滋味来便稀里胡涂地吞了进去。我们还有到天津的郊区农民收割后的菜园里拣农民丢弃的菜叶的经历；我们还有自己在校园里种胡萝卜最后连萝卜缨子都全部吃进去的经历。

    每个学生对大跃进的错误都心知肚明，并且这挨饿的滋味让每个人都有了切切实实地体会。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对党无比热爱，对自己能够走进大学校门心存感激。并且当时的大学生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学子们毕竟看到了解放后祖国的长足发展，大跃进的错误被纠正之后，国家如果能就此平稳顺利地发展下去，不被折腾，再有个三、二十年，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那是定而不可移的，这正是我们这些学子热切盼望的事。

    我们的学习够紧张。副校长吴大任领导着搞了个“学则”，不无对大跃进搞乱了的教学秩序进行纠正之意。可这个学则严厉得有点太过火，很多学生成了这“学则”的牺牲品。

    以我们班为例，刚入学时共27个同学，三年下来便淘汰了9人，其中有两人劝退回家，七个人留级。尤其是四大力学加上《数学物理方法》几门理论物理课，每次考试下来之后都是哀鸿遍野，考个三分及格就不错了。我不算优秀，总算是顺利地挺过来了。

    我入学时还是“白板”，没有入团。我们班的“白板”只有两人，另一位杨姓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可惜于前年因肺癌去世。

    作为“白板”，当然不可能当“官”，我在班上什么“官”都不是。并且我在任何方面都不突出。够不着的葡萄也就不觉得甜，连做官的欲望也没有了。

    由于我是贫农出身，中学转过来的档案中也有很不错的介绍。并且我还有一个优势：在班上年龄最小，才17岁，并且个头还没长起来，比几个女生还矮，稚气未退，自然受到学兄、学姐的关爱，于是我立即成了团组织培养的对象。

    当时已经全面地纠正了极左的政策，国民经济也在全面地恢复之中。可这只能做，不能说。刘、周、邓等像做贼似地小心翼翼甚至偷偷摸摸地在推行着他们的调整计划。但三面红旗依然高扬，全国依然处在极左的氛围中。1962年国民经济刚有点好转，立刻有人调高了阶级斗争的调门。似乎在用刀比划着改革者的后心，时刻警告他们不可走得太远，否则押上阶级斗争的祭坛是问！

    极左思潮像瘟疫，吞噬着每一个人。我是团组织的培养对象，而且不久就履行了入团的手续，成了正式的团员。自然，我的思想也必须“左”的够呛，才能跟上形势。那时候的政治还有一个特点，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必须分出个左、中、右，先进与落后来。政治就是这么个玩法，谁左谁右，孰真孰假，是耶非耶都不重要，要的是这个斗争、恐怖的氛围，让人时刻有所畏惧，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

    既然我是入团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成了新加入组织的团员，在先进与落后的排列中，我自觉地也“被自觉地”站在了“先进”与“左”的一方。

    就在毕业前的半年，在我做毕业论文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场颇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矛盾的双方分别是一个王姓党员同学和一个钟姓同学，其他的人也被卷了进去。由于当时我的身份和思想，我站到了王同学的一边。钟同学是一个正直、执着的人，只是为人太清高，眼里存不下沙子。结果被搞得很狼狈，虽未受处分，毕业时被分配到邢台卫生防疫站，当时被认为是很不好的单位。这件事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后果是，实验室的吴葆刚老师也被卷了进去，他因为支持钟姓同学而遭到整肃。后来连同他的妻子周萼老师一起被发配，调到唐山某中学当老师。吴葆刚老师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吴组缃的儿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周萼老师也是名门之后，年轻貌美且气质高雅。二位老师为人友善祥和，极具亲和力，深得学生们的爱戴。二位老师被整肃，是否就因为这一件事，还是另有“案底”，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到唐山后情况怎样，尤其是在那场大地震中能否躲过劫难，我也不知道了。我只盼望着他们后来有一个安定、美好的生活。

    我没有忘记当年父亲给我吃的那么多的“窝头尖”，我也没有忘记父亲对于我的“做大官”的期盼。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得有个条件，也因此大学的五年，是我离做官最远的五年。

    可这五年思想离着党的思想，党的路线最为贴近的五年。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毛、刘、周、朱等无比热爱的五年。

    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却让我对于领袖的热爱打上了折扣。这原因就在于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之后，构筑神坛，将伟大领袖越捧越高。其实一个领袖的威望，全在于他的平民化，人性化，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领袖，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热爱。捧得太高，甚至装神弄鬼，人民反倒难以接受。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辩证法，可是到了自己的身上，怎么就不会用了呢？

  大概在1964年以后，学习毛着，天天读的风气传到了大学的校园。我们每天必须读半个小时，另外每周还有半天的政治学习的时间。我们学习这么紧，谁愿意在那些毫无价值的事情上花那么多的冤枉功夫？《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些文章，确实很美，但这美全在于它的朴实，它的亲切，它的大众化，非要把这些思想性并不高，文字功力也一般，与中学生作文差不了多少的文章捧到天上去，也让人心生反感。

    但这反感和不满，与对于领袖的巨大的热爱相比，还是很小的。

    1965年大学毕业，我带着对于领袖的巨大的热爱和小小的反感，离开了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