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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说到白脸曹操。这位曹操确实奸诈无比。可曹操也有其可爱之处，这就是他的直率。他是个“真小人”，不是个“伪君子”。他那“宁可我负人，不能让人负我”的至理名言，是挂在嘴头上，说起来大大方方，脸不红，心不跳的。他选人、用人的标准，也是重才不重德，求治术而不重名节。不管是鸡鸣狗盗之辈、狼贪鼠窃之徒，只要能用，便延揽来使用。
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的这种作为“真小人”的“率直”行为，对于整个国家的道德体系的破坏，却比“伪君子”要严重得多。他的一系列败德、丧德的行为，在朝野中起到了引领、带头的作用。而他的重才轻德的用人政策，更是聚集了一批奸佞小人。曹操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又相互猜忌、暗算、杀夺，使朝野和社会的道德遭受到彻底地颠覆、破坏。
及至司马氏篡权之后，道德水准进一步滑落。以至于社会上所有的恶行：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注1]，都集中而又充分地，并且是公然的，绝不隐晦地表现出来，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都是绝无仅有的。
以奢侈为例，晋武帝司马炎便是一个奢侈的提倡者。当时的贵戚公卿，莫不以奢侈相尚，且达到悖乎情理的程度：不仅奢侈，还要相互攀比，还要斗富。下面是一个著名的斗富的故事。
斗富的双方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王恺，另一个是后将军，曾任荆州刺史的石崇。王恺用饴糖水洗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又在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做成屏障，来访者去王家做客，都要经过这个屏障。这个豪华的装设，确实是震动了京华。不想石崇也在门前设屏障，材料用更名贵的彩缎，屏障的长度更延长到五十里。
武帝司马炎一看舅父输了，于是把他在宫里收藏的极为名贵，足有二尺多高的一株珊瑚树送给王恺。王恺有了无价之宝，遂请石崇及众大臣到他家欣赏。就在王恺无比得意，众人赞不绝口之际，不想石崇冷笑一声，抓起一把铁如意，把珊瑚树打得粉碎。之后他吩咐他的下人，从他家里捧来几十株更为高大，色泽更为艳丽的珊瑚树……
奢侈、斗富需要经济基础。可是钱财从何而来？其实不用着急，任何社会，统治者要想发财，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只要与商家这么一勾结，那商家还不乖乖地把银子送上门来？上述斗富故事的主角，都是高官、贵戚，光靠俸禄，哪来这么多钱财，不利用特权行吗？据说石崇的巨大财富，便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靠贪腐搜刮及劫掠客商得来的。他有姬妾百余人，童仆八百人。当时的勋臣外戚、官员士大夫，莫不收贿敛财，贪纵不法。官场已无任何操守可言，社会道德已沦丧、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当时社会道德堕落，是非颠倒，人们精神空虚，周礼、孔孟之道是完蛋了。然而讲究虚无的老庄，却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新土壤，乘机蓬勃发展起来。一般市民有感于人生苦短、生死无常，心情的焦虑与不安，于是伴随着道教的发展，讲究阴阳八卦、修炼养生、行气闭气、服食金丹、大药（时称五石散） 、符水、咒语等等的一些真理与谬误共存，精华与糟粕同在，非中有是，是中有非，似是还非的五花八门的东西，也乘机发展、传播开来。
任何时代，正直的知识份子还是有的。当时这班人都干什么去了呢？说起来也着实可怜，当时他们为善做不成，为恶不肯做。于是在畸形的政治气候下，产生了一帮畸形的知识份子。这些人对于社会中的种种污浊，心怀忧虑，却又因统治者的打压，不敢触及，因而终日以清谈、谈玄为乐事。其中最著名的有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合称“竹林七贤”。他们对现实感到灰心，转而致力于老庄，谈论玄理，搞一些玄之又玄的学问，说一些着三不着两的空话，以逃避现实，也麻醉自己。他们标榜回归自然，在行为上放荡、堕落、纵欲、酗酒、作乐、自虐、装疯卖傻，甚至以裸体为乐。这种病态、畸形的种种表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特而怪诞的历史景观。
他们是一群虽有一定社会地位，却又无宦情，既求闻达，又想隐退的人；他们有崇高与堕落双重人格，是奔放与压抑、欢乐与悲哀的矛盾共同体；他们熔清高与卑污于一炉，在飘逸与沉重中沉沦，在豁达与执着中挣扎。他们是悲哀的，他们是痛苦的。他们种种悖离常理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的呐喊与控诉！
即使这样，由于统治者对他们施以利诱、打压两手，他们之中有的人被杀，有的人被迫出仕，成了统治者的鹰犬。就这样，“竹林七贤”的七个人，最后也就分崩离析了。
注1：这段话抄自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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