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带同中国人民以世人瞩目的姿态、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跑阶段。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宏观经济模式主要定格在从国家计划经济快速的转入国际市场经济。政府各部门在以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理念指导下，不失时机的将国内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被改革开放口号激发出来的能量输入到了生产第一线，将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合理的整合在了一起，一方面粗制滥造的提供了充塞国内市场的大量的低端假冒伪劣产品，另一方面也出口提供了国际市场所需的大量的价廉高端仿冒品牌产品。中国政府首次全国总动员并旗帜鲜明的开办起了超大规模的综合性“世界工厂”。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西方的美国、东方的日本都曾扮演过“世界工厂”这一角色，当时美国的健牌、万宝路香烟通过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渠道大量涌入以广东沿海城市为首的中国市场，成为当时中国新生代的最好！而是有美国西部狂野风格、牛仔味浓厚的牛仔服装也是中国新生代反映服装文化的必不可少。邻国的日本则以品牌高位的日立电视机、东芝牌电冰箱及其他家用电器来提升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及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仍需凭票才能购得相应的日本或其他进口电器。
这种近乎为掠夺性的市场倾销，中国没抵制，自愿的认了！
由此可见担当这个角色的实惠之处是即可释放本国的产能过剩压力，消除通胀的负面影响，激活自身的经济机制而避免出现萧条性的危机，然而因为国际市场的变化莫测和本国经济的需要，这几家老的“世界工厂”为了争得先机而不得不在模式上寻求转型，但由于其原来的劳动力及原材料先天不足，在没有争得充分的时间前提下就很难换来价值链向高端移位的空间，若其他非经济手段无法实施奏效的话，则危机难免发生！
再来看中国，中国在建立“世界工厂”的同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并制定了政企分家的战略方针，使这个“世界工厂”的生产链得以摆脱传统的行政干预而进行良性的转运；GDP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接连攀升新的高峰。但在举国同进的二十一世纪却迎来西方世界的非议和抵制：“对中国商品要实行加税”，“人民币必须升值”，并祭起了非经济手段——“人权”这一法宝来干扰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生产秩序，极尽全力不让中国这“世界工厂”演化成“准世界商场”进而确立起“世界商场”的地位。
然而中国怎么办？后面的路怎么走？中国领导层在考虑！
西方的政客们在揣测，众多的边缘地区国家在抬头观望。
好在中国是个地域广阔，人口达13亿之多的庞然大国。无论从整体的“中心——边缘”关系，或区域性的“中心——边缘”关系处理上，在中国都可通过熟练运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分门别类的编排，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或具有经营特色的多“中心”带动其多边缘，最终完成中央集权下的分而自治之，名副其实的担当起创造GDP的“边缘”成员。
在二十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然尝试性的决定把上海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中心，并确立其在长三角经济区的龙头老大地位，明确了以点带面，协同浙江，江苏沿海十四城市的共同发展的战略部署，这就非常典型的体现出了“中心——边缘”理论的实践性。
所以我相信从风口浪尖走过来的中国领导层式不难从“中心——边缘”这一“文氏理论”中找到真正使用于中国今后的可通之经、可用之道、可治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