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周天子命史官采詩謠,以觀民風,故名為“采風”。所謂“風”者,即民謠民歌,後結集成為《國風》,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天子采風,並不是單單為了文學、音樂欣賞,更多的是體察民情,以制定政令,有利於和諧社會。凡是到了封建王朝末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采風之制自然衰微。
上世紀80年代末,北京文聯曾多次組織作家、藝術家下鄉采風,有小組騎單車沿京杭大吆幽舷碌胶贾荩呑哌厭裨L,輯錄,最後編輯成集,我參與了編輯工作。
收集上來的民謠不少,但編輯好送審,往往就沒了下文,最後只好由編輯部自己出版“內部發行”的“參考本”,不能上市售賣,原因只有一條:幾乎全是針砭時弊的作品,如:
“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日本褲,前頭是‘化肥’,後頭是‘尿素’”——當時文革結束不久,物質貧乏,農村還是人民公社制度,進口日本化肥的袋子布,被大小村幹部拿來做成褲子穿,所以“前頭是‘化肥’,後頭是‘尿素’”,那時農村基層政權腐敗方現雛形。
“隊長來了幹一干,隊長走了站一站。下地一條龍,幹活兒一窩蜂,收工打衝鋒。”——描寫的是集體制農民勞動的場景,收穫平均分配,人們哪來的工作積極性?
這樣的作品,與當時改革開放的宣傳基調當然不符,於是只能 “內部發行”了。後來這樣的民謠綿綿不絕,編輯部的集子也越積越厚。到了80、90年代,經濟改革初見成效,社會富裕了,歌謠也變了:
“一類人是公僕,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四類人來租賃,坐在家裏拿利潤;五類人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六類人手術刀,腰裏揣滿紅紙包;七類人當演員,扭扭屁股就賺錢;八類人搞宣傳,隔三岔五解個饞;九類人當教員,山珍海味認不全;十類人主人翁,老老實實學雷鋒。”——“公僕”指幹部,“主人翁”是人民群眾,這都是宣傳辭彙,人們耳熟能詳,因此形成反諷。“大蓋帽”指法官,“手術刀”指醫生,我們這類記者編輯是“搞宣傳”的,經常被邀請出席會議,自然有宴請招待,所以“解饞”也算特權。教師當年還是收入低下者,因此被列為第九等,“學雷鋒”大公無私,是無奈,也是自嘲。
“多吃菜,少喝酒,聽老婆話,跟黨走”——這是對手中有權者的勸誡,少喝酒保持健康和頭腦清醒,聽老婆話不會搞“第三者”,以現在的標準,絕對是清官了。
90年代北京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與改造,新建築層出不窮,北京文聯所在的長安街沿線更是“國”字型大小的機構林立,新設計的辦公樓如雨後春筍。一次我接到一篇投稿,其中有首民謠描述這些新建築:“海關穿著大褲衩兒,婦聯露著肚臍眼兒,交通部是陰陽臉兒,前邊一群盲流,後邊一幫老頭兒”——中國海關新大樓是一個“門”型設計,真像個“大褲衩兒”;全國婦聯辦公樓前有個圓弧形的拱廊,正中裝飾著圓形的婦聯會徽,“肚子”與“肚臍”惟妙惟肖,也許設計者正有此意;而交通部大樓不知為何,臨街朝南的一面是灰褐色,後面則是奶白色,恰是“陰陽臉兒”,因其前方是北京火車站,後方是北京市政協,所以“前邊一群盲流,後邊一群老頭兒”——政協委員多是離退休幹部,故有此語。這首民謠要用北京話的兒化音來讀,韻味無窮,我邊笑邊將此稿給主編看,問能不能編發,主編也笑,但考慮了一下說:“還是不發為好,別的不說,‘盲流’倒不怕,‘老頭兒’咱們可惹不起。”編輯部哄堂大笑。
民謠來自民間,是社會生活的晴雨錶,有著極強的生命力。民謠簡單、形象、幽默、極易上口,或諷刺,或嘲弄,或戲謔,或調侃,或規勸,是議論時政,抨擊時弊,表達愛憎的利器,所以借助人們的口頭流傳,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甚至號召力。特別是在社會矛盾尖銳時,民謠更是民眾宣洩不滿情緒、表達政治訴求的管道。以《國風 伐檀》為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就是對社會不平發出的控訴,極具煽動性。
北京號稱六朝古都,北京人的文化素養和政治參與意識在全國都名列前茅,所以這類“草根文化”也最興盛。京城號稱“天子腳下”,當政者能夠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當然可以觀得失,修政令,如果到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地步,就離“流王於彘”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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