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骨肉分离
过了古稀之年的我,迎来大喜:2007年1月23日,外孙女出世。她生于广州,吸吮大姨从奥克兰带回的奶粉。刚满月,我吹口哨逗她,她甜美地笑了。
她这一笑,触发我忆起自己的童年:生不逢时遭国难,家恨国仇永不忘!
儿时的悲惨经历刻骨铭心:我不知自己生于何时何地,也不晓自己姓甚名谁。脑海里只漂浮着爸爸,妈妈,姐姐,哥哥隐约模糊的影子。国破家何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的铁蹄,踏破我中华大好河山,从占领东三省到全面侵略,攻下平津,血洗南京,继而广州沦陷。在我三,四岁时,有一天,家里突然走进一个妇女,爸爸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叫她妈妈,跟她走,你以后就不会再挨饿啦!”妈妈和姐姐背对我在偷偷抹眼泪。我顿时大哭,满脸泪水鼻涕,声嘶力竭地呼喊:“妈呵!姐呵!我不跟她走,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猛扑向最疼爱我的妈妈和姐姐的身边。那女人用力紧紧抱起我,我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被她带走,到了广东省韶关市,跟她只过了很短的日子。我有被一个男子汉(后来成了我的姑丈)强拉着踏入另一间民宅,见到了新家的祖母。我就这样骨肉分离,成了被人称为“买仔”“荷包(广州话:钱包)仔”的另类小孩。
那时,鬼子的飞机,三天两日,就狂轰滥炸韶关。呜——呜——的警报一响,市民就扶老携幼,往东河坝狂奔,到那边的山林躲避。祖母紧握着我的小手,随着人流奔走。过一座用木板铺平的浮桥,见有人被挤跌落北江河里,大喊“救命!”我吓得双腿酸软,心扑通,扑通地跳。
为了不再日日夜夜担惊受怕,在当年春节前,祖母把我带回家乡——佛冈县白麻园村,我又有了一位养母和姐姐。
第二年夏天的早晨,我和村里小孩去上学,听到飞机的轰鸣,望见一个长长圆圆的东西,从天空往下掉。“日本鬼子丢炸弹啦!”大家急忙弯腰钻进竹林里。放学回家后,听村里人说:“那家伙是鬼子飞机失事掉下的油箱,飞机则撞落到离县城不远的坝子坑沙滩上。”那些天,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子,都偷偷溜去看了鬼子的破烂飞机啦!
没多久,又听说鬼子要从村子附近经过。全村男女老少,牵牛抬猪,背上衣被,往深山逃难。不敢生火做饭,大人捂住小孩嘴巴,不让吱声,提心吊胆地熬过了两天两夜。有人透过密林,望见山下的小道,鬼子兵肩背着枪,军衣破烂,垂头丧气,跌跌撞撞地行走。第三天回到村里,得知鬼子兵是南逃广州,兔子尾巴——长不了啦!
到了1945年秋,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照亮教室,先生站在讲台上,兴奋地宣布:日本鬼子投降啦!我们抗战胜利了!接着,她拿起一只小铁罐说:“这是美国救济的奶粉,就这一罐,同学们分享吧”几十个孩子轮着分了一小匙,用开水和了,一口喝掉。这是我童年第一次又是唯一的一次尝到了腥腥的奶粉。
几十年来,我的童年,都是活在我白天的追忆中,存我黑夜的恶梦里。伴随着我一滴一滴的泪珠,内心一声一声的呼喊:爸爸,妈妈,姐姐,哥哥,你们在哪里?
(二)小铜铃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春光明媚,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大清早,养母便挽着小竹篮,领着我走过一段田间小路,淌过一条小山溪,进了新龙围村的一座小砖房,房里摆满了各式各样陈旧的桌子和凳,壁上挂着黑板。养母在贴上“大乘之圣孔子先师之位”的墙下,摆上一盘家制的爆米花糖块,叫我叩拜了孔夫子,再向先生(那时都习惯称老师为先生)三鞠躬,行了入学礼。
一会儿,听到一阵“叮铃,叮铃````````”清脆悦耳的声音,我抬头望见先生手里握着一个东西——雕刻精细的椭圆形小木柄,连接喇叭状的铜身,铜身内一条铜链吊着一粒铜珠。随着先生的手不断左右摇晃,便发出“叮铃,叮铃”的音响。霎时,小学生急忙跑回自己的书桌,起立,坐下,静听先生讲课。
从此,我喜爱上了小铜铃,喜欢听到它“叮铃,叮铃”清脆悦耳的声音。
铃声,紧接着是先生的谆谆教导,他温和风趣的话语,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灌输给我精神的食粮和知识的营养。
铃声,显露出我们摇头晃脑,有节奏地朗读唐诗的滑稽群像。
铃声,带动了一只只小手拨响算盘珠子“的嗒,的嗒”组成的乐章。
铃声,激起了小伙伴们齐声怒吼:“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嘹亮。
铃声,伴随着我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在我四年半的小学生活中,小铜铃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
(三)当上了小先生
1949年10月初,四野大军挥师南下,经过佛冈县,很快解放了广州。我的童年进入了新时代,新生的佛冈中学一派新气象,我们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师生同唱共舞《当我们同在一起,其乐无比》。我们初中三年级的同学,一边读书,一边学做社会工作。1950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入教师培训班,十月一日在县城过了国庆节,分配到乡村的培基小学,当上了小先生,成为全县最年幼的小学教师。旧社会常听人说: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如今,我身无半点墨,竟当孩子王:教二年级的语文,六年级的珠算。那些高小的学生,哪一个都可以当我的哥哥或姐姐,那时我才十三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