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以上文字问世于1901年1月29日，若隐去标题，没有人会怀疑它们一定是哪位晚清革命者或革新派诸如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甚至光绪皇帝的手笔，但事实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它们系出自当时尚在流亡西安的清政府的“变法上谕”，也就是说，出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这份上谕标志着晚清政治改革的正式开启。
 
慈禧太后，这个被今人过于随意的笔墨涂抹得异彩纷呈的历史人物，在《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一书中浮现出了她本来的历史面目，她的锐意改革和洞悉大清帝国的积弊之深之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了那位“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光绪皇帝，她亲手发动的这场晚清政治改革，其深度和广度也远远超过了今人耳熟能详的戊戌变法。
 
李刚所著的《大清帝国最后十年》，开篇便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疑问：中国在晚清70多年（1840-1012）这一历史阶段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难道真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帝国的危机发自鸦片战争，然后历经肤浅的洋务运动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维新，而后一路狂飙至辛亥革命，帝国大厦随即猝然倒塌？
 
作者质疑：“没有晚清，何来何来‘五四’？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而“五四运动”作为“一场规模巨大的知识分子参与的‘觉醒’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崛起。那么，这数以百计的新型知识分子从何而生？古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短短七年时间岂能打造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此外，“北洋军阀时期，混战无穷，白骨千里，列强利用中国内讧争相攫取我民族权益，大大延宕了中华民族近代化进程，……然而，大小军阀从何而生？须知在晚清政府统辖下，它们曾被称为‘新军’，乃中国军队近代化之模范军队，何以一夜之间堕落为各自为战的邪恶军阀？如果整合得当，它们应该是效忠国家（帝国）而不是效忠‘某大帅’的私人武装。”
 
作为一个业余晚清宫廷史研究者，我不能不佩服李刚先生研究视角的犀利与独到。无论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李鸿章直至宣统时代的“王室内阁”成员载泽、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李刚笔下都凸显出鲜为人知的一面。
 
实际上，无论皇室内部还是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在孜孜不倦的追索帝国复兴、崛起之术。晚清最后十年发生的政治改革，其变革内容相当丰富，其深刻程度犹为今人所不及，例如：仿效日本实施“预备立宪”，设立国家准议会机构资政院，进而筹建责任内阁；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独立；推行地方自治，鼓励民间报业发展；确立“工商立国”方针，聘请日本专家编撰经济法规……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及措施，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但知道它们发生在晚清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我们所知道的是教科书上所指的“假维新”，“假立宪”，在李刚笔下不攻自破。令人不禁发出疑问：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需要澄清，需要再认识的？
 
对于大清帝国最终的衰亡，李刚指出：如果用“假新政”来概括清末新政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新政中社会变化之大、之快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帝国的迅速崩溃，其原因非但不在于新政中统治层的保守，而是在于保守半个世纪之后突然走上了政治激进之路……各种潜藏的社会矛盾最后以爆炸的方式迸发而出，改革无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实现，而被变革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和被改革戕害的群体就只能走向革命。
 
历史可以作为今日的镜鉴。读史可以观兴亡，知得失。清朝诗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一个对自己的历史失去“记忆”的民族不会有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