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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专案组办公室的门，宽大的房间里充斥着刺鼻的烟草味，六七个三四十岁的干部男女散坐在各自的办公桌旁，个个文绉绉死沉沉的和这所老旧房子一样毫无生气。我皱着眉，直冲冲地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办公桌旁一阵骚动，一个白脸干瘦吐着个兔牙的“学究”模样的人，弓身站起来，盯着我左臂宽大的红卫兵袖章细言细语：“哦——，欢迎，欢迎孟红卫兵小将加入项目组。”
这是一个审查历史疑案的项目组，由各大文艺院校，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自发组成。机关派出的成员很快都报到上班，唯独文艺院校却迟迟无人来。原因是大多数红卫兵学生见到它都望而却步，嫌它枯燥，繁琐又遥远，远不如制造一些现行的事件，比如冲击对立面办公室抢个“黑材料”呀，蓄谋已久，突然袭击，抓个现行反革命呀等等有刺激。
而本人却例外。生性胆小的我，凡对冲讲台，抢话筒，打打杀杀等出人头地的混事儿，一见就心惊肉跳，绝不敢沾边。但对“史无前例”的历史世面又舍不得离开，不甘置身之外。想来想去，不抓枪杆子，就抓笔杆子，武的不行，来文的。毛笔，钢笔，大刷子挥舞的得心应手，终于被头头们看中，派到项目组，指望我在里面大显革命身手。
进驻项目组头两天，乘着我们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势对这帮“老家伙”们指手画脚，从不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案情，我便下结论：“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既然他们都是蒋匪特务，肯定那里有不少材料。立刻去南京！”
“老家伙”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半晌，“瘦白脸”才诺诺连声：“对，对，孟小将说得对。”
你看他们连这点常识都不懂，没我们红卫兵敲打着点儿，还能破案？ 我很得意，暗地欣赏我的英明决定。
接下去，就要做去南京的准备了。
说实在，此次出门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独立之行。大串联不巧生病，错过了。其它北京附近的旅行，全由父母或学校包办，根本不用你操心。这一次红卫兵挑头，还不由你亲手操办？案情就不多管了，交给“老家伙们”去准备，可这衣食住行别人无法代办，全靠自己了。
忙活了好些天，总算备齐了。出发的那天，我在办公室兴奋得坐立不安，不断地东摸摸西看看。军大衣是从当过兵的同学“菜帮子”那里借来的，上面别上精心挑选的大号圆形红釉底金色毛主席像章。绿色军挎包用红绒线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大字。钱和全国粮票让妈妈缝在了内裤里。要不是妈妈的提醒，我还不知道离开北京要换全国粮票。上厕所的卫生纸要带足，有的地方这种纸张是配给的，没有它，遇上内急那可就惨了。这当然是爸爸的忠告。南京长江大桥刚建好，巍巍雄姿誉满全球，人民欢呼它是祖国的骄傲。到了南京哪有不去瞻仰的道理？所以照相机是一定要带的，趁家里没注意，偷偷把那架老式日本相机塞进了军用包里。如此准备应是完美无缺，接下来就是开步走了。
好不容易挨到出发的时间，“瘦白脸”龇着兔牙向我请示：“小孟，咱们可以走了吧？”“走！”我拎起旅行包，急步冲出办公室。
到了火车站，另一个同行的长腿老刘在车站广场等我们。“菜帮子”也推着辆自行车为我送行。他要给南京的亲戚带点北京土特产。大伙儿寒暄了几句，广播喇叭响了：“旅客们，开往南京的……”我们一边聊着一边向车站入口处走去。几个高大的女检票员站在粗粗的铁栅栏后，晃着亮铜色的检票钳，大声叫喊：“出示车票！把车票拿出来！”
车票！我一下呆住了，盯住明晃晃的检票钳，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怎么啦？”长腿老刘见我突然站住，奇怪地问我。
我没回答，抢过“菜帮子”的自行车，丢下一句“我去拿车票！”人已窜出去好远了。
车子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也似地向前冲去。办公室在灯市西口，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我几乎是在快行道上与汽车并行。风呼呼地逐渐加大阻力，而我却毫不理会，继续用力狠蹬，两条大腿上下的频率不断地加快，再加快！马路上的车辆，行人显得十分懒散，只顾自己慢吞吞地移动，我却心里又急又羞。还没离开北京，就出了这么大的丑，别的都没忘记，怎么偏偏忘记了最重要的车票！出差不带车票，让人听了，真是要笑掉大牙。长这么大，又是红卫兵，连这点事都办不成，世界革命还能靠你吗！脑子里不断地翻腾着，手下也不停地拨响车铃，像警车似地横冲直撞。
车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驶进大院。我扔下车，奔进走廊，推开办公室门，掀开桌子上的铅笔盒，那张小小的火车票静静地躺在铅笔堆里。我拿起它，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胸的口袋里。转身又是一个冲刺。一眨眼，呤呤呤响的飞车又奔跑在马路上了。
这回车子的速度比来时候还快，站站都停的公交车已被我甩在了后面。“嗖，嗖”风响的飞轮一溜烟就到了火车站。
当我踏进站台，火车还停在那里。“瘦白脸”垫起脚尖站在车厢门口向我张望，长腿老刘若无其事地从窗口探出半个脸看着我。他们都没有说话。我和他们对视了一下，低头迈进了车厢。
深秋的南京,，时阴时晴，倒是没下雨。这正是游玩的好时机，办案的事一股脑儿推给了“老家伙”们，我背着架照相机独自一人去“了解”南京，不管怎么说它也是熟悉案情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呀。
中山陵长长的石阶台天地相连，见一见孙中山还真得花点力气。雨花台烈士都是谁？我不大清楚，但那里的石头确是鼎鼎有名。挖了半天也没寻到一块象样的雨花石，无奈只好在地摊上挑了几块，算是终有所获。国民党的总统府真令人失望，灰不溜秋，又矮又小，还没有我们小学的门脸儿大呢。哪比得上人民大会堂巍峨气派啊！转了大半个南京城也没找到秦淮河，其实早已路过好几趟就是没想到历史上如此繁华的花街柳巷，如今竟是一条默默无闻的臭水沟。唉，真是风流如烟啊！不过这事可不能乱讲，红卫兵暗访秦淮河，怎么说都不大对劲儿。收获最大的还算是南京长江大桥，那气势如虹的大桥展现在你的眼前，震得你目瞪口呆，打小就没见过这么大的桥。在桥头堡向上看工农兵雕像高举的三面红旗直插云霄，向下看桥底的高楼如同火柴盒，汽车像一粒小米，看得人眼晕。一个上午用去了我大半卷胶卷，除了拍天安门前的留影，我还从没有如此大方过。
玩得正在兴头上，长腿老刘提醒我，明天要提审犯人，您是否参加一下。没辙，只好收了心，第二天跟着老刘去省看守所。
审讯室的四壁、天花板皆用石灰刷成惨白，且空无一物。水泥地当中固定着一板凳，对面便是审讯桌。“犯人”正襟危坐，双手放于膝上。脸如纸白，面无血色。眼皮下垂，一头碎白寸发。
一番例行问话后，老刘问他：“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你吗？”
“回干部话，不知道。”
“你还不老实交待！”我吼了一句。
“……”“犯人”依旧看着地面。
“欧阳天你认识吗？”老刘问。
“他是三十年代文化名人，当然知道。”“犯人”回答。
“你和他什么关系？”
“犯人”迅速抬了一下眼，又低垂下去。“不知干部想了解什么？”他说。
“你是国民党特务。我们想了解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我拉长了声调，威胁他。
“本人一再向组织说明，我只不过是政府，不，匪政府的小职员，喜欢文艺。欧阳天是名人。能和他见几次面，已是我的荣幸，哪儿敢和他有什么
特殊关系。”
“胡扯！什么小职员！你在国民党机关工作，就是特务！欧阳天也是国民党特务，你们怎么没联系？！”我猛地一拍桌子，跳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厉声喝道。
“……”“犯人”嘴唇动了两下，没再说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继续施压：“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向“犯人”发动强大攻势，又是政策，又是吓唬，一会儿声色俱厉，一会儿和颜悦色。使出红卫兵雄辩口才，足足训了十几分钟。“犯人”听着十分感动，眼圈泛红，声音哽咽：“干部说得很有理。我绝不敢和政府对抗，我也想配合政府，立功赎罪。可我确实不是特务呀！请政府明察。”
得，十几分钟的吐沫星子白费了。
临离开看守所，我对管理人员说，这个家伙太顽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
“是，是，是，我们一定严加教管。”管理员点头哈腰。他们对北京来的人总是显得矮一截。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长腿老刘摇摇头，低头看着我说：“那家伙回监牢里可就惨喽！”
下一个外调物件是省文联的禾田。此人在三十年代与欧阳天过往较密。或许从他口里能掏出点什么材料来。
这次我带着“瘦白脸”到省文联大楼。那里正开批斗会，“黑帮分子们”一溜跪在舞台口边。台上台下红旗乱舞，标语飞扬，满堂里举着红宝书的手臂林立，口号声，喇叭声震耳欲聋。
禾田挤在“黑帮分子”当中，缩着头，伏贴得像只乖猫，任人点戳拍打，毫无怨言。这个伎俩很有效，比那些强硬的“黑帮”少吃了不少重击。
文联的革命组织非常配合我们的要求，不一会儿就在一片“打倒禾田”的喊叫声中，将他从舞台上架了下来，摁在文联专案组的办公室椅子上。群众们识相地退了出去，办公室就剩下禾田，“瘦白脸”和我了。
禾田依旧乖猫模样，缩在椅子里不响。
“欧阳天你认识吗？”我开门见山。禾田眼睛一亮：“认识，我们还是老乡。”
“交待一下你是怎样认识欧阳天的？”“瘦白脸”问道。
“1935年我从山东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欧阳天很仗义，请了文化界里的老乡吃饭，让大家相互认识，过后彼此好帮忙。”
“有谁参加？”“瘦白脸”又问。
“有范子工，谭远，李玉萍……”
“咳！咳！”“瘦白脸”猛地咳了几下。我奇怪地转头看了他一眼。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我问。
“范子工是小报记者。”禾田来了劲儿，像叙说家珍似的，扳着手指头数落着：“他专找演员新闻。谭远是写剧本的，李玉萍是演员……”
“咳！咳！咳！”“瘦白脸”咳嗽的更厉害了。我不满地盯了他一眼。
“你敢确定？”我追问。
“没错，我印象很深。那时的李玉萍又年轻又漂亮……”
“瘦白脸”捂着兔牙，像是要呕吐似地冲出办公室。我没理他，伸长了脖子继续听着。禾田越讲越兴奋，表情逐渐丰富起来，原本演员的他彻底显露其快速进入角色的本性。我不觉被他声情并茂的表演所吸引住，忘记了他是被审人，也忘记了纪录……
回到北京没多久，毛主席派的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历史项目组解散，我又回到学院复课闹革命。
一天，院里工宣队通知我到院部清查运动项目组谈话。我毫无防备，抬脚就去了办公室。工宣队师傅倒是挺“客气”，也没说什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着就讲了一大堆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竹筒倒豆子。放下包袱，争取重新做人等等。我听了如入五里云雾中，转不过神来。怎么我以前对犯人说的话，这会儿全用到我身上！
回到宿舍，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不明摆着拿我当反革命了吗？我在哪儿犯了禁呢？工宣队的口也真紧，连个暗示也没露，害得我就是有防御之盾，也不知冲那个方向。别看这些大老粗没文化，整起人来够有手腕儿的。得找个内线摸摸底儿，知己知彼嘛。不用多说，我立刻想起了“菜帮子”。
过后几天，在通往饭厅的转弯处，我埋伏了几次，终于等到“菜帮子”端着饭碗从院部大楼走来。趁他刚转过墙角，一把推他进练功房门。猝不及防的“菜帮子”踉跄几步才站住脚。回头看见是我，煞白的脸才缓过红来。
“你神经病呀！像绑票似的。这要让工宣队知道，你我他妈的都玩完！”“菜帮子”骂骂咧咧地怨我。
“别嚷嚷。这也是没法子！咱们同学就你一人在朝里做事，帮个忙怎样？”我压低声求他。
“哦——”“菜帮子”立刻明白了，下意识地向外面看了一眼。“你小子闯祸了，有人告你收集文化革命旗手的黑材料！”
“我吃豹子胆啦！打死我也不敢做这事啊！”我急了。
“南京的禾田，你认识吧。他向你讲起李玉萍的事，还有印象吗？”
“那又怎样？”
“傻小子，李玉萍就是……”他凑近我耳边悄声说。
我一听，心凉了个透底，气儿也没了。
“不过别怕。”“菜帮子”拍拍我的肩，给我壮胆。“他们只有一封匿名信。后来翻看你审问禾田的笔录，也没发现什么。只要你咬紧不松口。他们拿你也没办法。”
果然，工宣队再找我谈话，我便硬下决心，死不承认。几次三番折腾下来，他们一筹莫展，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以后的日子，我明显感到工人师傅对我冷淡了许多。在早请示学毛着的班会上他一边斜眼瞄着我，一边意有所指地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要加一句，‘班班讲’。啊！我们班就有阶级斗争！嗯——不要以为毕业了，离开学校了，就没事了！我们会在毕业鉴定里写上一笔，叫你到哪儿都逃不出那个什么佛的手心儿！嘿！”我眼看着他在半空中五指张开的大粗手，突然一收，就像把我的心从胸口里揪出来一样，冷颤颤地撕痛！一整天，我魂不守舍，懵懵懂懂不知干了些什么。晚上熄灯后我躺在床上，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工宣队到底想干什么？抓不着我的把柄就在我档案里留一笔？那这辈子可就完了！唉！真冤啊！我哪里知道她就是旗手呀……我睁大眼睛环视着四周的黑暗，它乌沉沉不知深远，不明尽头，混混然裹围苍穹。我感到我的身子在黑暗中向下坠，向下坠，身边飘散着纷飞的杂物，有“犯人”失血的脸，禾田的笑脸，红袖章，军用挎包，兔牙，大粗手，闪亮的检票钳……
2010/4/22 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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