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征召到八一战斗兵团总部的「珠江纵队」时，才二十一岁，大概是看中我在体工队耽过，其实我只是打球的小军官，踫过几次枪，偷着跟军体院的侦察兵学员，练过一招半式徒手格斗。接到「调令」，心里还真高兴了好几天。
文革风暴中我们这个由复员军人组建的战斗兵团，有二十五万之众，按军队建制，从司令部到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组织还很严密。由于十分激进而且战斗力强，曾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大小头目被广州警司抓去关了起来，我也躲了一段时间。未几又获平反，在越秀山运动场开了平反大会，还记得军区出动直升机撒平反公告的传单，数万兵团战士挥旗振臂，场面十分壮观感人。
兵团总部设在丰宁路广州卫生局大楼内，与二十四中一墙之隔，从大马路进入楼内要经过一段三米宽、六十米长的窄巷。老兵们在三楼一扇窗后面架了一挺轻机枪，把大楼变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
我和「七中红旗」的小任成了上下铺的「战友」，他小我四岁，父母都是教师，周未还送汤水来总部，就象探望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一样，让瘦高个子的小任坐在床沿上喝南北杏猪肺汤，两位就默默站在一旁，充满慈爱与担忧的四目，始终没有离开过小任。
枕边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常被小任从上铺伸手来苦苦乞借了去，他清秀的脸庞，埋在这部俄罗斯文学巨著里，对窗外呼啸飞驰而过一车车红卫兵置若冈闻。
三楼的密室里，住着兵团司令莫竞伟，刚被人在大街上偷袭，泼了一头硫酸，头部严重烧伤，包扎着纱布只露出眼耳口鼻。我很少进入密室，里面墙上有张大地图，用小红旗标出我们这一派占据的地盘，可以看见就在不到半公里之遥的惠福路，有两三个插着白旗的对立面据点，由于经常骚扰附近我方的饼干厂营部，所以成了我们一直想拔掉的眼中钉。
「珠江纵队」类似当今的快速反应部队，是从各个群众组织里挑选出来的「精英」，配备的武器也不错，各式枪械都有，我天生不爱踫武器，所以极少去动那些长短枪。领头的老陈挎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当过军分区司令员邬强的警卫员，是广州部队的神枪手，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手榴弹炸断了。
「珠江纵队」的任务是保卫八一战斗兵团总部，另外还要时刻准备驰援遭到攻击的各下属据点，所以院子里日夜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天台顶的人防指挥部警报器常常响起，我们就要上车出发去参加「战斗」，真是一日三惊。有次小任父母也在，警报一响，他们可吓坏了，小任放下汤碗，就硬要冲下楼去，父母又拉不住，几个人扯成一堆。所幸老陈从院子里喊话，宣布解除警报，小任才得以把汤喝完，但他父母已脸色铁青，苦劝儿子一起回家，小任自然是死不从命，两老只得捶胸长叹，低着头离去。
那年夏天酷热，很晚才入睡，市区里零星的枪声，早已习以为常。突然警报大响，小任睡眠惺松地跟着我下楼，爬上「解放牌」时，老陈塞给我两手榴弹。一眼望去车上巳站了七、八个武装的大汉，人人神色凝重，心里便意识到这次行动可能不比寻常，上车后便低声嘱咐小任﹕「跟着我，有情况千万别卧倒，找个骑楼柱子靠着。」他疑惑地反问为什么，老陈喝止我俩﹕「不许讲话！」
卡车从丰宁路拐进惠福路，前方传来阵阵枪声，路灯惨淡的银光，透过密密榕荫，掠过车上一众人等，老陈简短地介绍了饼干厂据点今夜被对方偷袭并占领的战况，把队员分成三组，他率我、小任沿据点对过那一侧街道推进，另外两组，在街道另一侧迂回过去。
饼干厂的楼房里漆黑一片，被赶出来的「八一战斗兵团」人马在对过楼里，忿忿而混乱地打枪过去，厂门口内的沙包工事里，有一挺轻机枪稳稳当当地以点射还击，每次四发，隔几秒射击一次。
老陈跟我耳语道，「这是个老手，千万要小心，睇住小任，不要让他乱来！」这时我觉察到我们这一组暴露在横巷的出口，路灯恰好照着我们三个，正想往后缩回骑楼底下的阴影中，那老练的机枪手已经发现了我们，这次不再点射，而是扣住扳机，「突突突」扫射过来。
尾随老陈往前一跃，到了骑楼柱子后面，听见子弹打在水泥批荡上的「洸洸」声。我紧靠着柱子不敢移动半寸，回头只见小任卧倒在巷口，对方又一轮扫射，清晰听到「噗！」、「噗！」、「噗！」三声，他巳连中三枪。
「小任中枪了！」
老陈听我大喊，端起冲锋枪一举，两发子弹打灭两盏路灯，接着放平枪口，在对方射击的同时又开了两枪，只听到饼干厂门口机枪哑了，有人大喊起来﹕「走！快走！」
在对面两组人冲入饼干厂时，老陈也跑去会合他们，我回身去抱起小任，狂奔向解放牌卡车，急急赶往市二医院。直到送入急诊室，他一直像断了脖子的小鸟，没有把头抬起来过，鲜血流在他和我身上，穿海军服的医生告诉我，小任已经死了！身中三枪，腋窝、腰部与脚踝，腰部那一枪是致命伤，击碎了肝脏。
这时已是黎明了。
把尸体运回总部停放在饭堂的桌面上，和几个队员开车到冰厂去要人造冰块，砸了半天门，出动手榴弹威胁要炸厂，才弄来七八块冰围在桌边。我浑身是血迹，又困又累，也顾不得洗换，倒头就睡。
上铺已经空了，他借去的《猎人笔记》仍在床上搁着，还是那个让我骂了多少次都改不了的坏习惯，读到哪里停下时，就把扉页折角作为标记，睡前我张望了他折住的那一页，恰好是「白净草原」的结尾。
小任父母来领回儿子的遗体，我和队员们聚集在饭堂里，向牺牲的战友告别，莫司令告诉小任父母，一个省市各界造反派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将在文化公园举行，这将是死者小任的殊荣，希望他们能参加。
小任的父亲含泪并不作答，只是摇头，做母亲的一再伸手去摸儿子清秀而冰冷的脸，全然没有觉察，脚踏那双老旧的解放鞋，踩在融化了的冰水与血水里，那可是她儿子的血啊。
我收拾好行李，离开了总部，把《猎人笔记》留在小任的床位上，希望他的亡灵能常回来读读屠格涅夫的书，他走的时候确实太年轻了，才十七岁。
他的追悼会我去了，数万名愤怒得面容扭曲的红卫兵们，朝天鸣枪，高呼复仇，头扎白巾，抬棺示威。小任的遗容由美院造反派画成巨幅肖像，很有安格尔古典风格，表情祥和的他，在高墙上俯视着狂燥喧嚣的热血青年。
有辆「别有天」的灵车，在枪声震天的公园外太平南路静静驶过，听说那杀死小任又被老陈击毙的机枪手，也在今日出殡。
（后记﹕这是我一段绝对真实的经历，穿着那套染血的军装回到家里，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洗了很久才把军装上小任的血迹冼掉。自此我从「造反派」转变为「逍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