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故纸堆，看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蔡元培给皇帝的一封信。颇有意思，现把读后感想与读者分享。
通常臣子呈报皇帝的书扎叫奏章，疏，或折，而蔡的题名中赫然写着“上皇帝书”当时维新已夭折。蔡氏此信依然是对旧制的挑战。
细看内容，更是前所唯有。他写道：
“臣有大惑不解者三，请皇上有以解之。”这是诘难。
接着他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彼股主者出资本以为公司办事之费，而总办之支应分办之薪水，皆于是取得焉。”这里他把皇帝说成是公司总经理，为股东所供养和雇佣。这与孟子的“君为轻，民为贵”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这样的言论，在维新之前，是欺君妄上，是要杀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维新，尽管后来失败了，但是也是玩真的，不仅仅是口头的。
他接着问光绪皇帝说“你自己觉悟到有失职，就请几个明白事情的股东（民）当分办（官——笔者注：这里是指任用维新派这些本来是“民”的人来做官），以弥补过失。然而几个月后，又要请示你的母亲，若是你母亲果然懂得如何当好总经理，则请示也不妨。而你的母亲心里没有公司（国），只有家业，只顾自己欢乐，勒索，搜刮。你这个总办贤吗？为何这样借刀杀人呢？‘臣所大惑不解者一也’。”这是第一问。（此段未录原文）
第二问是这样的：“总办者，人人所托命也。彼谋杀总办者，殆欲绝人人所托之命，则人人得而诛之。若为总办之父母，则犹是人耳。为股主者，以其重总办之故而推之于所自出，敬之爱之，是股主之优格也。其不及格而等夷焉，听之可也。其不但不及格，而伤之杀之，则伤之杀之可也。”这段话是说，谁要杀总办（皇帝），人人得而诛之。这似乎是在给光绪皇帝打气，叫他大胆干，不要怕慈禧迫害。接下来又说，若是总办的父母，股主看在总办的面上可以网开一面，但若是不看总办面子，则对他们该杀的也可以杀。
接下来的一段话（为省篇幅没有录出），诘问皇帝前年八月间抓杀围困颐和园请愿的群众凭什么罪名。问道：“颐和园并非‘公司机要重地’，不过是总办的老妈居住的地方，在那里犯了法，应按民法逐一审讯定责定罪，为什么按冲击国家机要的罪名格杀毋论呢？‘臣所大惑不解者二也’。
接下来蔡元培把皇帝教训了一顿：把天下白白送人很容易，为国家发现培养人才很难。皇帝选择继任者要“只问贤愚，不管亲疏”，不一定要是父子兄弟。他列举了古代尧舜禅让之例。说皇帝没有儿子那是他的私事，不应影响“公司”的公事。找一个本族九岁孩童来接班，“有何为者也？此臣大惑不解者三也”。
最后，蔡元培还以世界潮流为由，再向皇帝施加压力。“此三惑者，非特臣不能解，盖我国人人所不能解者也；非特我国，盖同洲之国，异种之国，亦无一人能解者也。敢情皇上明降谕旨，说其所以然，以排众疑，而坚圣X（缺一字）。则虽正臣妄言之罪而杀之，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明却要求皇帝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俨然是哀的美敦书了。
“上皇帝书”见于中华书局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书中未说明是否已上奏。编者称1900年二月蔡氏撰写初稿，三月，完成全稿。是时离维新失败，康梁逃亡，谭嗣同菜市口就义已经五个多月，而光绪皇帝已经幽居瀛台。笔者认为此信实际上并未呈报朝廷，只是蔡氏事后补记当时心情，或一种情绪宣泄，或给后人当作史料。蔡氏在清朝是翰林编修，民国做过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曾留学并考察法德等国，能用法文著述。他的著作有相当历史价值。全集共一百二十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