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孩子，如果长期没有足够的食品，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中，一定会营养不良，影响发育和成长。甚至面黄肌瘦，直至饿死。后果既明显，又严重。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懂得的道理。
但是不读书，或者只读很少的书，或者是只读一些错书、坏书、烂书，后果便没这么直接，这么明显，这么严重。
人不读书有什么关系？照样活着；照样干活、吃饭；照样打架、斗殴；照样结婚、生孩子。人们照样心安理得，觉得不比别人少了什么。甚至敢“卑贱者最聪明”，“拿起笔来作刀枪”！
很不幸地，我的大半生都处在对于书籍的饥饿状态中。
不是时间问题，不必刺骨悬梁；不是没钱点灯，不必凿壁偷光。说白了吧，干脆就是没有书可读！
我出生在河北平原上一个很落后的村子里。这里文化落后，村上有几个读书人，也不过是只读过三、四年私塾的人。就这些人，读过几年后，迫于生计，娶妻生子，下地干活，也就早把书丢到不知哪里去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老人家也读过几年私塾。不怕人笑话，我在此也绝对不说瞎话，到我上学时，家里连一本书也没有！
直到上小学，我拿到的我的第一册课本，才是我有生以来接触的第一本书。当时战争还没结束，我读的是当时解放区编得一种课本。因为战争的原因，物资匮乏，纸质很黑很差。老师是当地读过几年私塾的先生，教学极认真，教的方法也就是他当年念私塾的教学方法，拿起书来一遍一遍地念，实际上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用一种特别的音调唱。一本书从头唱到尾，一天不知唱多少遍。因为唱得遍数多了，因而至今不忘：第一课是“人，一个人”；第二课是“手，两只手”：第三课是“一个人有两只手”；第四课是“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就这样，每天到学校唱书，唱了一遍又一遍。课后还要帮父母干活。那时，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技能不是文化，而是干活。只有能干活，将来才能支撑起一个家，延续祖宗的香火。所有的孩子放学回家后都要干活，家家如此，人人如此。干的最多的活是夏天割草（老家叫砍草），冬天拾柴。就这样，回家后从不读书，也没书可读。
后来考上了“高小”，即小学五年级，要到四里之外的另一个村子去读。课本除了国语、算术外，又添了地理、历史、自然。自然是一些很基础的科学知识，那时我不喜欢科学知识，对自然课也就不感兴趣。而地理、历史，却为我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世界。原来除了我们这几个小村庄外，还有那么广阔而丰富多彩的世界；原来除了眼前我们这一帮人，眼前的生活以外，还有那么久远的历史，还有那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于是地理、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程。就在此时，由于识字量的积累，我已有能力阅读课外书籍。顺便说一句，我的资质很一般，远不是“天才”，到了五、六年级才有了阅读课外书籍的能力。既与现在的早慧儿童无法相比，就在当年，我也不是佼佼者。
有了这点阅读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地理、历史知识的好奇心，我就拼命找书来读。农村书很少，别说我们村，就是周围十里、八里，也没听说那个村有一家书香门第。于是，连宋濂读书的路子也走不通。偶尔找到一、两本书，就拼命地读。这期间大抵也就是读一些《水浒传》、《三侠五义》、《济公传》、《薛仁贵征东》之类的演义小说。没有高人指点，只是自己胡乱阅读。偶尔与小朋友交换心得，也就是交换一下各自的肚子里所装的故事。
胡乱阅读的结果是，学问没见增长，知识没见增加，却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培养成了“白字先生”。说来也可怜，那时书籍难得，弄到一本书就必须尽快读完。见到不认识的字，来不及查字典，也没钱买字典，就胡猜乱蒙，蒙的次数多了，也就自以为是，弄假成真了。于是把“乃”读成“仍”，把“亦”读成“赤”，“水浒”读成“水许”，“李逵”读成“李达”。直到如今，仍有不少字读成白字。至今在公共场所，我总是不敢当众朗读一篇未事先看过的东西，就是自己知道自己那两下子，怕读错了丢乖露丑。
胡乱阅读也有积极的影响，就是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只是书太少。当时家里太穷，也没有钱买。后来上了中学，是县里的第一所中学，是52年才成立的。52年县里才有第一所中学（之前有一所很小的初师），可见当地文化的落后。因学校刚建立不久，条件很差，连一间图书室也没有，自然读书的条件也没什么改观。不过同学们也都彼此彼此，倒是我因为读过几本演义小说，腹中文墨算是多的了。记得58年大跃进，师生作诗歌歌颂大跃进。诗歌的特点就是吹牛，能吹得邪乎，就是好诗。大抵都是“敢想敢干，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之类。而我却用从演义小说中获得的知识，吹了一通我们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上天能翻筋斗云，下地能当土行孙一类的大话，居然成了一首“好诗”。
后来文理分科，我到了理科班。也并非由于当时我数理科的成绩有多棒，其实只是跟着感觉走，没什么主意，为当时叫的颇响的“科学”、“尖端”所迷恋，报名进了理科班。以后的事情也就不用说了，为应付高考，也就没有闲心读课外的书籍了。
60年，我考进了南开大学物理二系，实际上是原子能系，圆了我“科学、尖端”的梦。我不知道我高考的成绩，但我有自知之明：我的高考成绩与我大学同班同学相比，肯定不咋地，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入大学以后，国家的政治气候大变，由大吹特吹、发疯发狂改成“调整巩固”，伟大领袖自知大跃进闯了大祸，秘到后面老实了几年，由刘少奇主持经济。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出来整顿教学秩序，制定“黑学则”，严格考试制度，建立淘汰机制。我班入学时27人，65年按时毕业的仅18人，7人留级，2人退学。在此情形下，我也只能好汉不吃眼前亏，顾功课要紧。尽管学校图书馆藏书很丰富，我也只能是“望书兴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