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篇有感于知识分子定义的短文见报之后，得到了毛芃女士的一番指教，得益非浅。毛芃女士以她的渊博的知识介绍了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几段名言。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十分赞同毛芃女士在文章最后的话，“不同的思想在诚意基础上的交流、沟通对人有益也使我们的生活更精彩。”
在此想做一点说明。毛文说我对她的文章“进行了批评”，但是我的文章清楚地说“无意向毛朋女士质疑，只是以自己的困惑向读者（当然包括毛女士在内）求教。这里不是装着谦虚，实在是就事论事。如此而已。
爱因斯坦说过什么话并非秘密，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不难再找到更多爱因斯坦的话，这些当然值得我学习。但是这对于解开我的困惑似乎关系不大。第一，爱因斯坦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我没得到解答。如果他是一位知识分子，我相信绝大多普通人都是因为他创立了相对论，作为一位科学家而认为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不是因为他“批判了社会”。如果不是他的科学成果，我相信他再说更多的批判社会或批判某个政治派别的话，也不会有人来讨论他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其实人们有意（也许为了某种目的，又不便明——特别说明，这里不是指毛女士）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化了。以我的凡人之见，凡科学家一定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学家也都是知识分子。我已经分别例举了两部中西权威词书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诠释。至少这两部词书（尤其是Webster’s Dictionary）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迄今没有人挑战过（到张三一定义出炉前为止）。其他都是不相干的。说得粗俗一点，都是废话，因为它们对什么是知识分子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我在文章中举出一些人（包括爱因斯坦）作例子，无非说明我个人的观点：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这个观点可能偏颇，可能太简单，甚至可能太幼稚，这些都可以讨论，批评，只要不抱有偏见，不是从感情的好恶，不设政治前提，一切都不成问题。
说得再明白一点，知识分子头上本来不需要什么光环，他可以是英雄，例如谭嗣同，也可以是败类，例如汪精卫。如果凭一个人说了什么话来判断他是不是知识分子，为某个社会（说白了，为某个政权）说了坏话，或者说了好话，来判断他是或者不是知识分子，这难免使人怀疑他这么区分的目的何在。在这些人看来，知识分子是那样神圣不可企及，未免有点挖空心思，意在题外。
有一个人曾激烈地，严厉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批评俄罗斯对苏联的独裁统治。若是按张三一先生的标准，他无疑是知识分子了。可是，要是我告诉你我说的那个人名叫鲁道夫.希特勒，你还愿意承认他是知识分子吗？按照张三一定义，他肯定是，我也认为他肯定是。但是这两个肯定有着本质的不同。张三一是根据他“批判”的态度（如果他的定义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有普遍性的话），而我则根据他能写出《我的奋斗》这本书，尽管书的内容极端荒唐，尽管他是一个反人类的罪魁祸首。
批判社会并不是什么坏事，再好的社会无疑对批判也是需要的，即使批判错了。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发展前进的，不要以为这个道理别人都不懂。问题是第一，每个人应有有权决定自己的态度，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怎样做，乃至冠以“反知识分子”的罪名；第二，批判社会不应该是目的，推进社会发展才是目的。批判社会的不良制度，现象，批评政府和政权机关的弊病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知识分子除了拥有一定知识之外，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无须给他们提出别的条件。如此而已。
毛芃女士在批评拙文时指出笔者只提到了张氏定义中的“批判社会”的要素，而不提到张文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所必备的“先知先觉和良知”。恕我直言，谁是先知先觉，谁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良知，是很难定的，见仁见智，没有标准。最后还是以你对社会，执政者是否采取批判态度，或者歌颂，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来定。难道我们的张三一先生不是这个意思吗？笔者不过是说的白了一点，直截了当一点而已。
其实何必越扯越远呢。良知与知识没有必然的关系。良知是一个哲学概念，属于人性质量范畴，与知识没有必然联系。这个世上缺失良知的知识分子还少吗？而许多具有良知的人并不具有丰富的知识。笔者并不把知识分子看作多么伟大而需要给它加上种种苛刻的条件，你是知识分子又怎么着？
说到这里，笔者的困惑依旧。按张氏定义，一个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是极少数，且对社会只能是一个态度（怀疑和批判），没有左中右之分？一个对人类战胜贫困、灾难，消灭了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疾病（结核病，疟疾，天花，麻风病等）的科学家，解决了几亿人民吃饭问题的中国的高产水稻之父袁隆平等等，算不算知识分子？
附注：拙文《我的困惑》发到沙龙的是草稿，按惯例有一次校对。在我发给沙龙的校对稿中最后关于悲哀的整个句子是删掉了的，但是主编已将原稿发走。这个问题不大。我说的悲哀，是“知识分子的悲哀”——因为他们至今还要由张三一等“精英”来决定自己够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而不是我个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