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我在家乡中国陕西西安,看过一部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电视连续剧。剧情中涉及魏征,时任太子洗马。由于剧中把“洗马”误读为xi-ma,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在《西安晚报》上,对此加以纠正。近日闲看《汉武大帝》光碟,看到汉景帝任命儒者卫绾作为太子太傅,教皇太子刘彻学习儒家典籍。窦太后对此不满,就派汲黯作为太子洗马,教太子读黄老学说。这里不仅仍把洗马的读音念了,而且还出现种种值得讨论的谬误。因此我再次着文,
还是从洗马说起。
据《汉书•百官表》记载: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注意,应读为xian-ma,而不是xi-ma)、舍人。
太子太傅秩二千石。杜佑云:《汉魏故事》,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太傅可以不向太子称臣(见王先谦《汉书补注》)。而先马,据张晏的解释:“先马,员十六人,秩比谒者。”如湻曰:“前驱也。《国语》曰:句践亲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李西兴按:读音均为先导的先,而不是洗涮的洗】。”由此可见,先马是太子太傅的属官,秩比谒者(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一个官秩仅为“比六百石”的属官,
怎么能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秩二千石的太子太傅平起平坐呢?何况,先马的职责,也不是教授太子文化知识的老师。
另外,在《汉武大帝》前面几集,还说到晁错是汉景帝的老师。史载晁错担任过太子舍人,门大夫。这些职务和先马一样,也是太子太傅的属官。后来晁错改任博士。博士是太常的属官,秩比六百石。有次,晁错上书言之有理,受到文帝赏识,被升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詹事的属官,秩应为八百石。晁错能言善辩,受太子刘启的宠信,太子家的属吏们号称他为“智囊”。可见,晁错根本就不能算作是汉景帝的老师。电视剧的说法,或是对史书的误读,
或是编剧所作的故事演绎。
汲黯在汉景帝时期,史载不过寥寥数语:“为太子洗马,以严见惮。”并没有什么具体事迹。到武帝即位,汲黯作为谒者,曾两次作为皇帝的使节,外出执行特别使命。
【《汉武大帝》剧中,将此演绎为任汲黯为五千石(汉代根本就没有五千石的官秩级别)的谒者令。按:西汉时谒者是郎中令(武帝太初年间更名光禄勋)的属官。谒者的领事号仆射(读pu-ye),秩比千石。郎中令是九卿之一,掌管宫殿掖门户,秩为中二千石。另外,少府的属官有中书谒者令。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被汉成帝更名为中谒者令,其秩也不应高于千石。 】
一次是东粤(秦汉时期,闽粤人分布在今福建、浙南和赣东北部分地区,及福建沿海岛屿。汉初有闽粤王国,后又从中分出东粤)人互相攻打,汉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汲黯只抵达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就返回京师,禀报说:“粤人之间相互打仗,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值得大汉天子派使节去过问。”第二次是河内(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失火,烧了一千余家。汉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汲黯回来禀报说:“老百姓家里失火,延烧相邻的房屋,不值得天子担忧。臣路过河内郡地,见到因水旱受灾的贫民有一万余家,甚至出现了父子相食的惨景。臣谨便宜行事,用皇帝的符节,打开河内郡粮库以赈灾民。现在归还符节,并请皇帝责罚我擅用符节之罪。 ”武帝很赏识汲黯的敢作敢为,不但没有治他的罪,还把他升为荥阳令。荥阳是西汉时的大县,官阶应为秩千石。不料汲黯却以当县令为耻,借口有病,不接受这项任命,回家乡种田去了。汉武帝得知汲黯不肯就任的底细,就召他担任
中大夫(秩千石,武帝太初年间更名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汲黯因多次直言,恳切进谏,难以久任内廷官职。就被朝廷外放,升任为东海太守(秩二千石)。
史书上记载:“(汲)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汉武帝)闻,召为主爵都尉(后更名为右扶风,秩二千石),列于九卿。”
主爵都尉(右扶风)是京师三辅(即汉朝首都长安的三个直辖区)之一的行政首长,因此可以参加公卿朝议,称之为“列于九卿”,即副卿(少卿)级的官职,相当于今天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易中天教授在《汉代风云人物讲座》第一讲“冤死的晁错”里说:当时有一个叫邓公的人,就跟汉景帝说过,晁错死得太冤了。邓公是一个什么人呢?邓公当时的官职叫做“谒者仆射”。 “谒者仆射”的级别叫做秩比千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于副部级。李西兴按:根据易中天的解释,西汉时九卿为部长级,九卿秩为中二千石。那么副部级应为秩二千石;比二千石则是准副部级。秩比千石的谒者仆射,只能相当今天各部的司局级。至于易先生把西汉官秩之石读错音的解释,请参看我的《漫谈“母仪天下”电视连续剧》】
当时,汉武帝正征招文学儒者,常说“吾欲云云”。汲黯就直言批评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怎么能效法唐尧虞舜的盛世之治呢!”这句话惹怒了皇上。汉武帝脸色一变,宣布退朝。公卿们都为汲黯担心。武帝回到后宫后,对随从说:“汲黯话说得太过分!他心眼儿也太戆直了!”群臣有人就此数落汲黯。汲黯却答道:“天子任命公卿辅弼大臣,能是让他们看皇上的脸色,阿谀奉承,陷主上于不谊的吗?既然我们已在其位,如果只顾着自己明哲保身,这不是羞辱朝廷吗? ”
有趣的是,唐代魏征在这一点上和汲黯是一样的。
《新唐书•魏征传》载:隋末大乱,魏征先是跟随李密起义。后来归顺唐朝,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洗马之职。魏征见秦王李世民功劳很大,就私下劝太子早做打算。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后,李世民抓住魏征,责备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征却答道:“太子如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死于今日之祸了。”李世民因为器重魏征,不但没有记恨他,反而把他收罗在自己帐下。
唐太宗即位,魏征初拜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屡迁至检校侍中,进爵郡公。有次酒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说:“魏征原来是隐太子(按:即李建成)的部属,我能弃怨用才,可谓无愧于古人了。可是魏征每次进谏,我若不听,他就再也不回应我的话。这是为什么?”魏征曰:“臣认为某事不可行,所以进谏。若陛下不听,我又回应了陛下的话,恐怕这件事就得办了。 ”太宗说:“你就是应上一声,再谈谈自己的观点,不行吗?”魏征说:“古时候大舜告戒群臣:'你们不要当面服从,背后又有不同的说法。 '我若当面说可以,然后再谈不同意见,不符合做尧舜的臣子之原则啊! ”太宗大笑说:“人们都说魏征言行傲慢。我看他怎么很妩媚啊! ”魏征再拜说:“是陛下能引导臣说真话,所以臣才敢说。不然的话,臣怎么敢多次批逆鳞呢? ”
【按:中国古代称皇帝为真龙太子,批评皇帝就被比喻为“披逆鳞”。 】
魏征对唐太宗所说的这番话,实际上是高级马屁。一是颂扬皇上是尧舜明主,二是赞美皇上能容人直言。所以唐太宗并不感觉魏征的话刺耳,反而认为他的话很中听。汉代汲黯之所以敢言,也是深知汉武帝能够容人直言。汲黯不但敢言,而且往往言之有理,就是皇上和其他大臣听着不顺耳,也驳不倒他。
比如说,和汲黯同朝为官的张汤,因修订汉朝律令而受汉武帝信任,被任用为廷尉(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汲黯曾当着皇帝的面,质问指责张汤说:“君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教化天下之邪心,以安国富民,使犯罪率降到最低。为什么只是把高皇帝制订的律令胡乱变更呢?总有一天你会祸及子孙的!”汲黯和张汤辩论时,在细节问题上,张汤常占上风。汲黯气不过,就骂道:“人们常说,不能让刀笔小吏当公卿大臣,这话一点儿不错。张汤受到信用,必令天下人恐惧不安,侧目而视! ”
在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张汤等,还都是小官吏。到公孙弘、张汤开始升迁,与汲黯位列同级时,黯常常批评他们俩。最后公孙弘当上丞相,封为列侯,张汤也官至御史大夫(副丞相)。就是汲黯当年的副手们,都当上和汲黯同列的官职,有的人还比汲黯更加受到皇上宠信。对此汲黯非常不满。有次,他公然当面对汉武帝说:“陛下任用大臣,就像堆柴火一样,是后来者居上。”把武帝气得没法,只能说:“汲黯说话是越来越放肆了。”
不久,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汉朝征发二万乘马车去迎接。官府置办经费不足,就向老百姓借马。有些人就把马藏起来不借,致使凑不齐拉车的马匹。武帝发怒,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准备把他斩首。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有斩了我汲黯,老百姓才肯把马交出来。况且这些匈奴人,背叛其君主向我大汉王朝投降。朝廷命令沿途各县,用车马迎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大汉王朝要骚动天下,疲敝中国,以讨好胡人的叛徒呢?
”一席话把皇上顶得有口难言。
后来浑邪王部众到了长安,商贾们与匈奴降众做些黑市交易,被官府追究,有五百余人罪当处死。汲黯听说此事,立即入宫晋见皇上说:“当初匈奴人断绝与大汉的和亲情谊,大肆攻略汉朝边塞。中国举兵与他们作战,死伤不可胜计,花费之巨数以百万计。为臣确实很愚钝,原以为陛下擒获这些降虏,会把他们贬为奴婢,与缴获的财物一起,赏赐给从军战死的家属,以酬谢安慰天下百姓。如今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浑邪王所帅的数万降众,奉若骄子。为了赏赐这些胡虏,而使得国家府库空虚,并征发老百姓侍侯他们。长安市民怎能知道,在家门口和降虏做买卖,也会被官吏视为边关的黑市交易呢?陛下啊,您既不能用战胜匈奴所获之利以谢天下,又要以微小的罪过,滥杀无知的商贾,竟然多达五百余人。臣确实不能理解,陛下怎么能这么做呢? ”汉武帝当然不接受他的意见,却又难以驳斥他,只好恨恨地说:“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天又来妄发议论了。 ”
【每读这段历史时,笔者就感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丧失了向日本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的时机。后来海峡两岸又长期对抗,助长了某些人,特别是台独分子的哈日情结。中国政府礼遇友邦,甚至礼遇投降的敌国,这种泱泱大国风度,怕是滥觞于汉武帝吧。今天之中华民族,确实应该多一些汲黯式的人,懂得向政府建言:任何时候,应把本国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
我敬佩汲黯,就是敬佩他直言敢谏,不管皇帝爱不爱听,也要为民请命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古代的忠臣,特别是文臣的表征之一。难怪淮南王刘安准备造反时,想收买朝廷里的大臣,却非常忌惮汲黯,说:“汲黯好直谏,能守节,敢为忠义而牺牲个人生命。至于去说服公孙弘等,那是很容易的事。”
最近我在【精英博客网】,拜读王钟的知青传奇故事。文中说道,某知青因为在日记中写有质疑林彪的文字而被捕。其实在文革初期,对林彪的质疑的群众,大有人在,本人也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也是知青,每次回城探亲,年轻人在一起,总要聊聊时事。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因病回城,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和要好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喝青梅酒,聊天抒发情怀。我一时兴起,就说了三件事:一是“农业学大寨”不能持久(根据我在山区插队的经验而推论出来的);二是江青不是好皇后;三是林彪不是忠臣。后两点,我都是以历史上的宫廷故事为依据的。因为当时,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干政,太不得人心。而对于林彪,我则说,成天吹捧君主的,能是忠臣吗?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开始当逍遥派,大可不必处处防范别人告密。然而,我只写古典式的诗词,从不写日记。因为文革初期,我所在的中学,有许多老师因勤勉写日记而肇祸,给我的印像极为深刻。
当然,如果林彪能像汲黯那样,敢于对毛主席直言而不面从的话,也就不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怕早就是第二个彭德怀了。
二〇 〇九年四月十八日于新西兰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