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就要永远接受人们的评价,有人骂,有人捧,这很正常。一段时间内评毛被认为“恶毒攻击”“罪不可恕”的政治桎梏正在被打破,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真正进行客观,认真,科学的研究的人,儘管不少,若与骂的人和捧的人比起来则少多了。除了个人感情因素外,原因之一是骂和捧都不用费力气。
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对评毛中的“三七开”提出质疑。提出质疑完全正当,而且也确有质疑的馀地,四六开,五五对开,甚至倒三七开,都值得探讨。但是作者对“建国有功,治国有错,文革有罪”的提法,作了全盘否定,笔者在这里也来一个质疑如何?
按照《质疑》作者说法,毛在建国过程中作为领袖毫无功劳可言,理由是他只是许许多多战士中的一员。如此说来,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是士兵浴血奋战的结果,华盛顿凭什麽有功?中国在1911年推翻满清统治,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还在国外,凭什麽尊他为中华民国国父?
本文的题目比文扬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时(2006)写的《评毛之难》多了一个字:易。因为文扬的文章只考虑了评毛的难,没考虑评毛的“易”。他说:“从动员第一个邻居开始,直到把整个国家建立起来,再让这个国家成为强国,这其中包含的所有大小事情,就是毛当年走的路的总长度。只要不是无知或故意,都会承认:这是伟业。能完成此伟业者必是伟人。”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简言之,缺乏“境界接近”和“历史回溯”这两种基本能力,无论装的多麽像学者,也仍然胜任不了‘评毛’这项工作。就像缺乏基本登山能力的病人弱人非要攀登珠峰一样,徒留笑料。”
评毛之难,客观上最大的难度当然是资料文献的不全和保密。此外也有主观上的因素。有两种人不大可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种是“根红苗正”,深受毛的政策“雨露滋润”,一路搭顺风船的“毛泽东思想捍卫者”,或者说是受益者,他们有一种‘颂毛情结’。另一种是在历次运动中经受各种磨难,或者其父兄被折腾,家破人亡,至今气愤怨恨难消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当中往往有一种‘反毛情结’。从人性论的观点看,这两种人的拥毛和反毛都有其道理,都存在感情因素。前者自不待言,对后者来说,毛和共产党折腾了人家几代人,还不让人家出口气?
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恐怕要几代人的努力,这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中外许多人都在积极地工作,其中客观的分析是关键。笔者才疏学浅,自知没有资格跻身评论者的行列。还是先听听别人的意见,首先听听中国以外的人士的意见,他们中有以上两种绝然不同的经历的人不多。
定居美国并娶了白人为妻的原国民党退休军官黄仁宇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馀能转用到工商业”(《大历史》,三联书店)。《大历史》的”眼光其实是一个需要宽容的眼光,并且是完全撇除了个人恩怨或道德情绪的眼光,是一种彻底独立客观的判断。
美国学者•特里尔说,如果毛想过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过,但他没有,他的生活水准甚至不如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想想看,今天中国的一个县长甚至是镇长过的是什麽生活。在中国革命中,毛主席家里牺牲了7个直系亲属。他去世后,也没有什麽物质财产留给后代,如今他的儿女都是靠养老金过活,他的女儿李纳甚至连病都看不起。(特里尔:《毛择东传》)
毛泽东让西方丢尽了脸。越战时期,毛对美国说:“你们的陆军不能越过17度线”,美军自始至终没有越过17度线。
美国总统福特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着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福特又发表声明说﹕“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说:“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声明说:“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副首相、后来的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做多麽高的评价,都是不过份的”。
或许,这些溢美之词,可能隐含着某种趋时的倾向。但是这也属于评毛的言论是肯定无疑的。这些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毕竟是有思想有头脑的。
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着名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仍然持续着自己的研究思路,展开对“后毛泽东主义”的研究。迈斯纳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他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言论都是在文革之后发表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言论已经考虑到文革的严重后果和毛在文革中的错误,或者说“有罪”。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文革有罪论”基本可以成立。问题是这种“原罪”的历史社会背景和根源何在。挖掘其根源才是研究和评论的目的。评罪的时候,没有必要抹杀其客观存在的功。
中国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往往难以摆脱自身经历、个人感情以及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当代政治学理论的欠缺,尚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能把毛泽东放在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中加以研究。史华慈倾数十年之精力,从事于政治思想史意义上的“毛泽东—卢梭”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这两位巨人的政治思想都对人类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毛学的发展向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者,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The Mirror》)。
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在毛泽东主政期间,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有了两弹一星,洲际导弹。中国已拥有最现代化的交通航运网路。孙中山的实业计画远景规划要修建碎石公路160万公里,铁路16万公里;今天中国拥有铁路76600公里(不包括2008年到2009年修建的)其中约三分之二是建国后修成通车的,时速250公里的高速列车分佈全国,某些发达国家也落于其后;而公路总长度已达到200万公里,根本没有碎石公路,而代之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长度居世界第二,明年有望居世界首位。到1999年全国有967条民航航线,264条国际航线。更有趣的是,海外有人称“国父的实业计画,由中共完成”。中国的军事强国的地位无人敢否认。若非如此,西南边陲那条“麦克马洪线”早已守不住;北部边疆的黑匣子岛虽然只拿回来一半,毕竟主航道在手。西方政要都不否认世界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解决不了问题。世界金融海啸中,美国最害怕的事情是中国抛售所持的美国国债,萨科齐在中国订单的面前泄了气,乖乖道歉。这些事实依然与毛推行的政策有着联繫,因此“建国无功论”可能没有多大市场。当然,若不是由于毛的“治国有错”和“文革有罪”,今天中国人会活得更快活。
毛泽东在治国中的错误,已无原则上的争论;在文革中的有错误有罪责,将由历史来证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在建国中的功绩,当然也应给予客观的认可。在这个问题上採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和有害的。
评毛难,颂毛和骂毛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