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都听到国人说「向上爬」，譬如谈论某人鑽营谋私，喜欢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即使对某高官出事遭罢黜，也会感叹他好容易才爬到这个位子，却掉了下来。一个「爬」字，箇中有多少辛酸与忍辱负重，从观颜察色、阿谀奉承到违背良心助纣为虐，为了得到在自己之上的人另眼相看，为了得到提拔升级加薪，爬上去再爬上去。
    官本位创造了「级别」，少年时代入读广东广雅中学，校园班级里同学，表面上看普通孩子一个，但凡吵架动手，「级别」有时比拳头还管用，市长的儿子，尽管比中南局书记的儿子耍高出一头，除了忍受对方嘲讽，别无他途。赵紫阳的儿子和我同级不同班，我们班的华小明见他得让道，因为他爹华嘉只是个文化局长。週六首长大小车辆骆驿开到校门口，红旗牌、伏尔加牌和上海牌的车，代表首长的级别，司机都懂得分个先后，伏尔加可以把上海牌挤到后面，但绝对得向红旗牌让道。
    部队大院的孩子更简单，一句你爸爸几条扛扛几粒星，就能整出个「韩信」，让他乖乖鑽你裤裆。
    「级别」意味着住房用车医疗工资等各方面待遇的差别殊异，有关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的做法，制定了相当细緻複杂的具体规定。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早在五十多年前，上海市在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平方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緻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平方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平方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平方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平方公尺的一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平方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1956年1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的有关文件》）当年民众居住条件如此狭窄恶劣，按级别分配的住房如此宽敞奢侈，的确十分惊人。
    近几十年来，除了官位「级别」，还多了一个财富「级别」，有钱也是一种「级别」。开车撞了人，因为自己的车是「宝马」，就可以把被撞的小贩痛打一通甚至整死。民工踩了自己的宠物，可以逼他向小狗下跪，你赔得起吗？这条名犬比你的贱命值钱多了！
    年前回穗扫墓，先父的墓碑週围，是一块比一块大的墓碑，有的精凋细琢，富丽堂皇，炫耀着死者生前的地位显赫。最奇的还是几乎每片碑铭上都镌刻着死者的职称级别「高级经济师」、「名医」、「*级教授」等等。以前是按死者生前官阶决定可否进「八宝山公墓」，如今更甚，平民百姓的坟场里死者也标榜起职称级别来了。
      在社会内部用地位、权势、财富来衡量个人和群体的价值，造成了地域歧视、地政治歧视、文化歧视与经济歧视。也使人逐步疏于自身学养修为，因为一个官本位的级别，涵括了支配他人的权力、座驾住房工资的优惠、收取不正当钱财的机会，也使自己对下有了「高人一等」的轻狂，对上却多几分「矮人一头」的奴颜卑膝。 
    文革年代我交过一个朋友小陈，他是广州空军政治部付主任陈伯羽的儿子。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陈伯羽受牵连被捕，小陈和母亲、妹妹被「扫地出门」，赶出了空司大院。小洋楼以及里面的傢俱、用品全都是公家的，一律收回，伏尔加小汽车和司机也撤了。
    小陈一家连同空司其他林彪死党家属，挤在我家后面一幢三层红砖楼房里，与我家恰好窗对窗，近得我在家里看到窗前的陈妈妈在抹眼泪。每天都可以看见他母亲挽着破篮子在市场捡「菜帮子」， 妹妹本来要进军区文工团的，因为父亲问题也就成为泡影，整天噘着咀倚在楼前的紫荆树下生闷气。
    小陈还穿着一身洗白了的绿军装，脚踏黑皮鞋，保留着军干子弟的最后一丝本色。在我画画的时候，他就在窗外同我聊天。他问起我父亲和家里人，我告诉他父亲被关了三年多。
    「想不到我们都一样！」小陈勐吸了一口「丰收」烟，忿忿地下意识摸摸领口佩戴军衔的地方。
    「怎麽会一样？你家是高干，我家是资产阶级。」我忍不住顶撞他。
    小陈抽了好几口烟，狠狠地踩灭烟蒂，对我说出一番教我对他刮目相看的话来。
    「你们平民家庭踫上什麽事，找几个亲戚朋友帮忙，週转十块八块钱，打个地铺过一夜，借衣服穿，总有办法可想。可我爸爸这些当官的，平时就特讲党性军纪，又要保密，亲友特少来往。能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大院里的老战友，我爸地位巩固时没话说，三天两头来开小灶，喝酒啃大肉骨头，说起大军南下扫机枪的威风，没完没了，临走还一口一个老首长多保重。
    这次我爸出了事，这些爷们怕受牵连，全躲着我们家，不接电话，也不打招呼。我们现在每月才几十块钱生活费，妈又有病，想问他们借都没门。我家住的用的吃的，电话汽车全是公家的，一下子全没了。」
    这个从小入读育鹰小学、八一中学的军干子弟，过去一向坐在老爸那舒适的「伏尔加」小车里，从拉上帘子的车窗玻璃后面看外部世界，一场权力相争政治恶斗，却令他从父辈的浮沉，识破官场的世态炎凉尤甚于平民社会。他听我谈到自已与家庭的遭遇，也觉得难以置信。他还告诉我，妹妹凌晨四点去排队买鱼，足足站了五个小时才买到一份变质的海鱼。从市场上回来的母亲说，人民过着很苦很苦的日子。
    妈妈知道小陈的遭遇后，只是叹气，也不言语，让我送去十斤粮票，陈妈妈用浓厚的东北乡音连连道谢，小陈在一旁紧紧地握我的手，没有说话。
    这次谈话后不久，小陈翻牆进空司大院偷军服，还把食堂养的生猪的耳朵割了下来，被警卫当场抓住。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几年后，在广州的大马路上见到一辆军用吉普车，跳下来一个红光满面的军官，伸手抓住我就喊﹕「大个子！可让我找到你了！」他正是小陈。
    我俩站在路旁说了一些别后的闲话，他老爸经审查过了关还升了官，房子回来了，车子也回来了，妈妈在黄山疗养，妹妹去了总政文工团，他也当了军官，还是副营级呢！小陈还告诉我，如果提到副团级，他会去驻外使馆当武官。
    级别，谁还能说你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