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6月份，有两个案件在纽国引起轰动。一是大卫.贝恩案，一是薛乃印案。前者涉嫌杀死父母兄弟姐妹五人，在狱中度过15年囚徒生涯，竟惊天大逆转，获无罪释放；后者杀妻弃女，被判有罪，可能要在监牢长期服刑。
这两个案件一前一后，互为呼应，勾画出纽国法体风貌。而薛乃印案更是震惊华人社会，不得不承认，案件中的，虐妻杀妻，异国弃女，天涯亡命，跨国追踪，美国被捕，引渡回纽，获判有罪，咆哮公堂等情节确引人入胜，一波三折，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如看好莱坞大片。不过，再如何轰动，再如何刺激，也会很快平复下来，大众的眼球又会追逐新的热点，新的故事。最可怜的是那个小女孩，成人的罪孽带给无辜的孩子永远的伤害。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也没有绝对的好。所谓完美，是近似完美；所谓好，是比较之好。且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体制，法律制度莫不如此。英美法制体系（纽奥两国包括其中）最大的特色之一是陪审员制度。审判的精髓是，被捕之嫌疑犯在最终裁定其有罪之前，要假定他是清白无辜的。陪审团成员，要依据人证物证，庭审事实，不可依据道德和推理等因素判定。在重大的案件中，经常是证据档多如牛毛，案件审理旷日持久，所耗费用委实惊人，
当然都是纳税人买单。更令被害人家属愤怒的是，如遇上无比精明的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巧妙地抓住办案程式的纰漏，人证平时的道德瑕疵，物证科学依据的片面，竟能轻易扭转乾坤，开脱罪责，使之逃脱法律的制裁。呜呼哀哉，真是天理何在？这种情况也无形中鼓励了欲犯罪之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不是当场拿获，能奈我何？如何入我以罪？
正是这种法体，又是对公民人权的最大保护。是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是英美法制社会的架构基石。宁可漏网，不可错杀，案件中如有疑点，就存在着重审，翻案的可能。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有着非常的合理性和深邃的意义。陪审团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当地居民如发生纠纷或者决定某人是否有罪及如何处罚，都要交予自由民组成的民众大会做出最终裁决。现代陪审团制度起源于英国中世纪，
后在各殖民地发扬光大。这一制度的内涵基础是：民众最朴素的良知和正义评判案件事实，比任何精英，权威的判断更可靠。独立的陪审团制度，对政府职权的滥用，精英权威的偏执起到了监督抵消作用。难怪现代最著名的法官和法学家阿尔弗雷的.丹宁认为陪审团制度是“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
非常喜欢看1957年的一部老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an）。在贫民窟长大的18岁少年被控谋杀亲父，凶器铁证如山，人证言之凿凿。十二个陪审员只要在休息室内达成一致的意见，就能结案。十二个人各有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在那个炎热的下午，多数人早已认定嫌犯有罪，只想赶快投票，结案回家。唯有8号陪审员（由亨利.方达饰演）有不同的意见，他觉得事态可疑，坚持己见，耐心阐述，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轮又一轮的投票，
最后达成了一致的结论：无罪。这部影片曾获奥斯卡四项提名，轰动一时。电影非常精彩，并不因为故事情节只局限在一个房间而无聊沉闷。
伊斯兰教国家实行酷刑。以身体刑法为重要内容，同时兼具财产刑、耻辱刑。经常实施砍头，断手，削足，鞭刑等严酷刑罚。这无疑对社会治安有震慑作用，从另一方面看，也实在残忍，野蛮，为国际社会所诟病。
新加坡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1994年的新加坡有这样一个轰动全球的案件。与母亲同住新加坡的18岁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因喷涂他人汽车，窝藏偷来的路标被判罚款，监禁，和6下鞭刑。这个案件自然在美国闹得满城风雨，全球也是沸沸扬扬。还惊动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向新加坡总统求情，要求以罚代刑，免其鞭刑。结果如何？照打不误。那鞭刑，在犯人屁股上，用特殊的藤棍，由专业行刑手抽打，每一下都会皮开肉绽，痛彻心肺，
直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更可怕的是几个月伤势愈痊后，仍会留下永生不灭的鞭痕。
新加坡的鞭刑恶名远扬，有40种罪名可判鞭刑，包括在公共场所涂鸦，非法入境，或者逾期滞留等。而新加坡严密的法网，健全的法律体系，覆盖了社会各个层面，真正最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社会治安良好，犯罪率极低的国家。
我在新加坡旅游的时候，也是有小小紧张。不是有作奸犯科之想，实在是怕疏忽犯错。要知道，在新加坡是连口香糖也是不可以吃的，忘了冲厕所也会被重罚。在新加坡，千万不可兜搭女孩子，如被告非礼，可是不轻的罪责。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自然习以为常，其他国家的人不一定适应。创造这个制度稳定，治安严明的花园城市，新加坡人，是付出了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