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潘拉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放置好提琴。就接着回答范教授的问题：首席的作用和担任首席的要求作用？
首先是首席本身的技术要过硬。乐队作品中常有要首席独奏的大段落，有的非常复杂，难度高。演奏员都知道，乐队中的独奏片段给演奏员的心理压力远超过个人的独奏片段。因为后者如果出差错，只影响个人，前者则关系到全队的承上启下。没有一个过硬的首席，高难度的作品就上不了该乐队的节目单。象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演出的理查-斯特劳思的作品和霍尔斯特的7段“行星”，就是这样一类的作品.
演奏经典的作品，需要首席有丰富的阅历和音乐理论，对一些经典的弓法倒背如流，权威地统一全体的表演手法。而如遇到演奏新作品，更加要求首席配合着指挥，给乐谱划定弓法、指法、把位及某些特殊的要求，如滑音，颤音的快慢，使演员的动作统一。这实际上是对作品进行再加工，在名古屋的“读卖”时期，五年里没有重复的曲目，严格地三个排练日程就开一场音乐会，如果是独奏家来合作拉协奏曲，只给一个小时的合排时间。
“读卖”大概是世界上最努力的乐队，有一股“拼命三郎”的精神。这给了小潘很好的锻炼。压力大，收获也就越大。长期的锻炼使小潘顺利地在香港回归时，出色地完成了那次世界华人乐队的首席的任务。
日本还组织了World Stars乐队。每年邀请世界各国的首席聚在一起排演。那年日本的世博会就是这个乐队担任的开幕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担任闭幕式。我在这个乐队里，和众多的世界级首席一起，逐步消除了距离感，现在和各著名的指挥合作也能马上适应。指挥看到你的乐团有好的首席，也就易于沟通。
演奏员和指挥在观众前是一个统一体，在排练时的常态却是个对立面。首席的目标是带领大家来表现指挥对作品的理解。但是潘也碰到过另类指挥。有次一个年轻的义大利青年指挥，霸气横秋，骂语连连。于是，在看到该指挥的一个闪失时，小潘也轻轻给他提了个醒，他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还有一次来了个东欧的指挥，与乐队合作得别别扭扭。休息时他叫首席进他的休息室。潘先生以为他要请其带他上街购物，不想他是蛮横地指责乐队。
我客气地提醒他向卡拉杨学习，善待乐队。 （作者注：卡拉杨在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但在排练场上，他从不发火）待他气消了，说“Thank you, now let's go on, go on.”我回到排练场,大家对我欢呼,把我当作“工会主席”了.
我知道，队员们喜欢我,作为首席，人缘也很重要.与人为善,真诚相待,是我永远的信念.
话题在不知不觉中转到潘先生对公益义举和慈善行为方面的经历。
2003年潘还在悉尼工作。刚传来“非典”的可怕消息，小潘夫妇两人立即组织学生，学生的家长，家长的亲戚，亲戚的朋友...共300余人，租了一所小学礼堂开义演筹款音乐会。潘生说，作为炎黄子孙，谁都会这样做的。对学生来说，参加义演，或不管捐钱多少，也是一次认识中国的机会。由于活动“起跑”早，当地的报纸还作了报导。
去年的四川大地震消息，他是在排练时从手机短讯中得知的。小潘立即奋起，成了上海文艺界第一位义演组织者。在上海的第一次义捐大会上，小潘携他女儿各捐了2万元。在义拍大会上，上海的名演员们纷纷拿出他们珍贵的奖杯，戏服，乐器。小潘的名望使得他的爱琴拍得了最高价18万。上海的佛教界也邀请小潘参加他们的慈善活动，他马不停蹄，为这场获得善款600多万的大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白云合唱团魏老师问起小潘何时来奥克兰开一场个人的独奏音乐会？
小潘说，这次随澳洲好朋友合唱团来演出，是他的患重症的同学金怡风为他张罗的。他刚到奥克兰，但已经感到了一阵暖意，他已酝酿着来奥市为重症病人作些事。在奥克兰演完后，五月去加拿大温哥华有个大型演出，六月在澳洲有巡回演出，最快到六月底，计画来一次义演，以答谢大家，“到时候还靠大家捧场呢！”他微笑着说。大家为他热烈鼓掌，这掌声代表了我们对他由衷的赞许和祝福。
魏老师又说，希望下次来，除了我们熟悉的“红色经典”系列曲目，还能选择一些小提琴的名作，以面向当地。潘微笑回答，我已有些计画……现在，果真消息已传来：本月28日晚，在Newton Methodist church潘生开独奏音乐会。 2个半月前，现代的热情古典音乐观众以歌星ＦＡＮＳ的方式，一再要求潘先生加演，不让他离开舞台的场面又重新跳跃在我的眼前。我期待着与他的再次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