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溯源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互相对立，又被此共存，对联便是文字领域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对联，雅称为楹联、楹帖，俗称对子，又叫联语、联对、桃符、骈语、对赋、对锦、对语等等，不一而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联被视为骚人墨客酒后茶余的文字游戏，属于雕虫小技，因而一直被人们拒之于文学殿堂的大门之外。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诗人词家结集作传，均不涉及，就是现在当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亦没有只字提及。对联这朵文学园地的奇葩长时间被文学界冷落，没有给予其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偏见。虽然对联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只有在野史、杂谈、附录中才可觅其踪迹，然而她以其独有的风骚和魅力，
千百年来顽强地与其他姊妹文学争奇斗妍，终于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
对联起于何时，没有史籍记载，不能有确切的说法，我们从古籍中溯源推测，寻找其源头，还是端倪可察。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距今2500多年，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 《诗经》里的民歌作品，大多是四言对句，如，《小雅•鼓钟》：“鼓钟将将，淮水汤汤。优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已经有了对仗句，有韵脚，可以琅琅上口。 《诗经》对楹联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子百家的学说，为楹联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老子《道德经》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是哲理对仗句，也可谓对联的雏形。
《幼学琼林•天文》：“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已经对仗得比较工整了。
《离骚》中隽永的对句，为对联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社与芳芷。”
唐朝初期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篇比较典型的骈体文，前后语句完全对偶，没有对偶的，只有“嗟乎”、“所赖”、“勃”、“呜乎”、“云尔”九个字。现在录几句于下：“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
唐杜甫绝句：“两个黄鹂呜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是两副工对，传唱千年，烩炙人口。
唐代出现的格律诗七言、五言八句中间的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必须是两副对联。这也助长了文人制作对联的关注和推广。
1400多年前的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周嗣兴编撰的《千字文》中不少四字句结构巧纱，对仗工整，如，“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渠荷的历，园莽抽条”，“矫手顿足，悦豫且康”，“稽颡再拜，悚惧恐惶”等句，不仅句式、词性、句子成分对应，连平仄也是严格对仗的。
汉魏六朝的辞赋和骈文，为对联提供了典范和楷模；唐宋文化为对联的产生创造了基本条件，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对联便以其诱人的姹紫嫣红而享誉文坛，令世人刮目。
至目前止，学术界一般认为，五代十国后蜀国王孟昶（919—965）所作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为中国第一副对联。此说曾有人提出质疑，史料表明，此前已有更早的对联出现。宋僧文莹《玉壶清话》说，后唐范质曾在素扇上题过“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一联。史家们所以将孟联定为第一联，有人说是基于迷信背景，因中国人最迷信因果报应。西元960年，后蜀国为大宋所灭，蜀主孟昶降附。因上联有“纳余庆”三字，
恰好宋臣中时任成都府知府的就叫吕余庆。下联中“长春”二字又恰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于是星相家、巫士神汉一致认定，这是应验了那两句谶语，宋灭蜀乃天意所为，因而定孟昶联为第一联。这当然是一种巧合，却被政治所利用。

二.奇葩绽放
宋元时期，对联作为一种闲情雅趣，受到上层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的青睐。宋真宗赵恒曾把当时传诵的十联诗句书在屏风上，经常吟诵。宋神宗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韩绛出任陕西宣抚使，当地太守送他一副对联：“文价早归韩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联中韩吏部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对联的创作和运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上自帝王后妃，下至文臣武将，黎民百姓，都以能吟联作对为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文人学士相聚，飞觥递盏之余，用它题赠酬唱，咏物抒怀；人民群众在日常交往中，用它祝寿、贺婚、致哀；商人贾客用它招生意，吸引顾客。风景名胜地，寺宇道观中随处可见那苍劲有力，翰墨飘香的楹联。启蒙的私塾中开有专门的对联课，甚至村妇、稚童、翁妪们也津津乐道于对联句子。
对联在普及的同时向理论的高度发展，明清时代出现了一批撰联高手和理论专著。据不完全统计，明朝出版对联专著数十种，至清朝更达二百二十余种。重要的理论著作首推清人梁章钜父子的《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粱恭成《楹联四话》。最近有关对联的专辑专著如雨后春笋，异彩纷呈，大部头的要数裴国昌先生主编的《中华楹联大辞典》，该书收录古今各业对联十万余条，是一部对联总汇全书。
（本篇为拙作《对联》的姊妹篇，该文曾刊载于2008年6月《华页》。）
本篇完稿于2009年6月14日奥克兰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