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儿童节了，时间过得真快，世事变化真大。六月一日是孩子们快乐的日子，不仅学校放假可以尽情地玩一天，家里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会用各种形式‘表示一点’，社会上的饭店、公园、各种游乐场、儿童用品商店在这一天都会对儿童们作出各种破格的优待，视他们为‘小天使’。儿童节是孩子们幸福大丰收的好日子。可惜正处在战乱、灾害和贫困环境中的儿童并没有这份快乐，世界上很多事是不公平的。
笔者四岁丧父，家境贫寒，在浙东农村一个祠堂里读了二年书后，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而家里愁吃愁穿，因此笔者没有‘儿童时代’，更没有儿童节的概念。留下唯一儿时记忆是我把父亲招待客人的六只肉包子狼吞虎咽地吃了四只（此事在笔者多篇文章中有述），在客人离去后被父亲打了四下屁股（一只包子打一下屁股）这件事。平时朋友们都说我记性很强，是呀，七十年前的事至今不忘。父亲去世后与肉包子就绝了缘，有时会突发奇想：如果能让我吃四只肉包子，我情愿再挨打四下屁股，即使打四十下也行！这时我深深地体会到父亲打我四下屁股实在是很优待的。现在父亲不在了，而且永远不会回到我身边来了，要他再打我巳经办不到了，肉包子象天上美丽的彩虹早飘走了。
直到十一岁进城在电镀厂当童工，老板叫我买肉包子时，才久别重逢‘梦中情人’—肉包子。可是我只能闻到她的香味，不能染指，否则造成的后果绝对不是打屁股这么便宜了。所以我只咽口水不张口，否则‘吃不了，兜着走’。这一走，不仅连肉包子的香味也闻不到，恐怕连粥汤也喝不上了，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决不做这种‘亏本生意’。说起来有点怪，虽然肉包子的汁烫伤了我的心，可是直至今日我对她仍‘情有独钟’。到了新西兰后还经常到上海餐馆去吃小笼包子和生煎包，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可我一次绝不吃四只，四只是犯忌的。每当想起肉包子的往事，往往会反射出灰色童年的凄凉影子，它使我心酸，而我回忆女儿吃大饼的往事更使我悲怆。
国内‘文革’时，我被强迫到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因为没有工资，只有40元生活补贴费给我一家五口人维持半饱，所以每天吃午饭时，我在工人食堂很少买莱，仗着自己身高脚长跑得快，一进食堂就窜到角落放免费莱汤的大桶前从桶里捞汤里的莱，因为经常干这种恶劣勾当，被人叽笑为‘打捞专家’，而我是‘脸皮老老，肚皮饱饱’（其实肚子也不饱），这种叽笑对早巳身受奇耻大辱的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必需省下莱金在食堂里买一只三分钱的大饼带回家去给女儿吃。每当女儿的小口咬着坚硬冰冷的大饼说很好吃时（行文至此，笔者禁不住老泪涔涔），她在笑，而我的心在痛。这样的‘贱民’生活一直过到1968年1月3日，我因所谓配合中央某要人翻案风，而在上海被认定为某‘翻案集团’首犯而拘留。那天女儿在家伏在窗口上不断祈盼父亲带大饼回家……可这一等，竟等了二年！！两年后我从政治犯看守所转到一所大学软禁，软禁结束出来想看女儿，想对她解释二年前那只大饼的事，可是当‘治保主任’的岳母迫于社会压力，把我妻女接到她家居住，不容许我见女儿，我只能在妻子工作的医院草坪上偷偷地遥望在那里等妈妈下班的女儿……1970年6月1日儿童节，我趁学校放假，女儿去公园玩的机会，不管一切地‘绑架’了女儿到家里，我问女儿还想不想吃大饼？她茫然地望着我，喃喃地说：‘爸爸没有钱，我不吃大饼了’！我和妻女们‘地下接头’一直维持到1978年底我政治平反。应该说1979年巳经恢复公务员身份的笔者与女儿一起度过的儿童节是快乐的，因为这不仅是她的儿童节，也是我的‘儿童节！’岁月在飞逝，随着时代的变迁，当2009年6月1日，我在世外桃源新西兰大城奥克兰见爱孙阳阳吃着冰激凌和汉堡包时我不免有恍惚隔世之感、之叹，被心灵命笔写了这篇甜酸苦辣的小文，让读者见笑了。
2009年6月1日于奥克兰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