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大抵都有过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每当遭遇厄运，或发生极大的不幸时，往往产生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冀望种种不幸只是南柯一梦，梦醒后一切将不复存在。而我的漫长经历，很多都是醒若梦兮梦若醒，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哀痛。如果加上一些文艺术语，说是充满了色彩也未尝不可，它充满了红的热情，白的无知，黄的忠义，蓝的高洁，而更多的却是灰的伤痛。
我曾任是一个纯朴、正直的热血少年，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统治澳门的葡萄牙当局神经十分紧张，宣布全市戒美，斯时冲破「戒严令」庆祝胜利的第一串鞭炮，是由一个年纪不足十五岁的我点燃的。 1947、48年，读高中时的我，就参与组织先后两次全校罢课，其起因是集结在学校付近的国民党海军无理殴打学生而引起的。再者就是我的直觉、轻信的事件，记得1949年10月15日，南方某城市刚解放的翌日，
我在晚餐时向父母兄长抒发日间目睹新事物的感受，认为列队入城的解放军，风尘扑扑不失其威武，以及那种官兵难办、纪律严明……不愧是仁义之师，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父亲对我的热情轻信泼了一盘冷水，说﹕「不要过早下结论，要知道你所憎恨的腐败的国民党军队的前身就是北伐军，当时何尝不是为民众夹道欢迎的仁义之师。 」姜还是老的辣，几十年过去了，军牌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交通警察
不敢干预，用军舰武装走私，令海关噤若寒蝉……，凡此种种不正是1949年入城的仁义之师的杰作吗？
与时俱进，我这个单纯的人，在现实的教育下，对事物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1949年底的镇反期间，我看见一张张处决反革命份子的公告，其人数，张张都是一、二百人或二、三百人的，被处决犯人的罪行，大都是当过排长、保长、宪兵以及伪警察等等，我的天，这些都是为了生计所谋的职业，怎能以此与罪行等同起来，而且杓成死罪？要知道在榜上划上红勾，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这些却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啊！真是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诚然，
历史告诉我们，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除了作为炮灰的双方士兵死伤无数外，还波及广大老百姓的间接死亡，在取得政权之初，为了增强威慑，巩固政权，都是屠杀一批，以儆效尤。但总不能不停顿地挥舞屠刀吧？古语说得好，以德服人者昌，以力服人者霸。
人类社会我千年来，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外乎封建帝王制、君主立宪制及议会制等等。人民能否得享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自必与其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有关。推翻满清后，孙中山曾将当时中国的施政阶段分为循序渐进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孙中山先生将实行宪政作为远期目的。其实有关政治体制的问题，必须从实质方面加以认识，人民群众是不会认同徒有其表的政治体制的。如果宪法制订颁发了，却不切实贯彻执行，
将宪法只作为展览会上的展品，这个宪政就等于零。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刮起了抄家、批斗、关押的风暴，从中央到地方，举国上下皆违宪，在宪法已名存实亡的现实下，当时的中国还能算是走上宪政时期吗？
民主的政权是以国民的利益为依归的，不能笼统地、盲目地认灾哪个主义好，哪个主义坏。政治体制、政策方针的好坏，其衡量标准最主要的两条，一，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二，实否有利于保障国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极大的提高。如果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党国皆受制于个人的独裁，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就作为最高决策，在全国搞一次政治运动。这样的政治体制，又怎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
这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弄到国之不国，民之不民的源头所在。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四年内战，千疮百孔的国家亟需休养生息。然，而统治者却背道而驰，无视民众的死活，三十多年不停顿地折腾。 1951年出兵朝鲜，其代价是丢下过百万条尸体以及欠下苏联老大哥一屁股的债务。土地改革在广大农村刮起了无边无际的腥风血雨，荼毒生灵，万里朱殷。广大农村如是，而在城市也难幸免，在出兵朝鲜的同时，全国的城市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运动，
其锋芒指向企业事业单位的留用人员以及广大工商育业者，所有城市大都停业批斗，由于斗争的激化与扩大化，造成了众多被批斗者的非正常死亡。 「三反」「五反」过后，又对民族资产阶级肆意掠夺，所谓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是在高压的淫威下，令工商业者违心地强装笑脸，「奉献」自己的全部财产。
五星红旗者，国旗也。其五颗星星的含义，大的一颗意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三反」「五反」运动与全行业公私合营，其矛头所指，是国旗里的第三、第四颗小星。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国旗的支离破碎不也意味着国家的命运多舛吗？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对思想言论的打压，令以文字狱闻名于世的雍正皇朝也自愧弗如。斯时也，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成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的「大右派」北京大学讲师葛佩琦的所谓明目张胆地叫嚣杀共产党的「罪行」是怎样罗致而成的？她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说﹕「共产党与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共产党是鱼，人民是水，鱼离开水就不能活。所以，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利益，这样人民就拥护你，如果你骑在人民头上，
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会起来反对你，甚至杀你。 」从逻辑推理上看，这样的讲话何错之有？然而那帮批判葛佩琦的斗士竟把她讲活的全文删掉最后两个字，断章取义地说成「杀共产党」如此批斗又怎能令人信服？下面再列举一个典型事例，国民党投诚高官黄绍竑又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期间，广东省召开全省政治协商会议时，省委领导「诚意」地敦请黄绍竑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盛情难却下，黄绍竑在会上吟得一首七言绝句﹕「党群本是一家亲，矛盾生成各有因，自是高墙由此筑，拆墙还赖筑墙人。」这本是一首原意为消除隔阂，加强党群团结的诗歌，却被歪曲为离间党群关系的大毒草，批判者说黄绍竑挖空心思地虚构党群有高墙之隔。一帮文盲，一批流氓打手，竟能将别人的原意作如是歪曲，真理何在？夫复何言？凡此种种，无怪乎前文化部长周扬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
十周年的会上，发表了一字一泪的讲话，他说﹕「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公布至令己二十年了，但长期以来从未真正贯彻过，双百方针之所以提出来，只不过是一竿钓鱼竿而已，而我，就是其中上钓的一个。」这就是所谓「引蛇出洞」，究其实质，这也是布局者的政治道德问题。
椐悉，全国被打成的右派份子近百万人，加上被株连的亲友，这一支庞大的思想犯、言论犯队伍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其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经历了遭破坏到修复，再破坏，再修复的多次反复，这是遍阅中国历史及世界史均无先例的瞎折腾。如此执政如此施政，何来社会进步，国家富强？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才落幕，仍未喘息过来，却又山雨欲来风满楼，1958年又爆发了更可怕的「三面红旗」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短短一两年，将整个国家弄到乌烟瘴气，反科学，愚昧无知，虚假浮夸，构成了社会风气的主旋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由一个无知的狂人掌舵，那该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的事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大跃进期间那种反科学，无知狂妄心态的概括。以粮食产量为例，始作俑者站在全国之巅的中央，振臂一呼，订出高指标，再经省、市、区、县、乡的层层加码，造就了无数粮食亩产数十万斤的高产卫星。当此时也，大话说尽，谎言成风，连人民日报也急不可待地印证高产卫星的真实，不单报导收割过磅时省、市委书记监核公证，而且还刊登了小女孩坐在禾穗上，禾苗不倒（印证高产禾田的厚实）的照片。
人民日报乃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如此看来岂不是也印证了党中央带头造假说谎吗？
大炼钢铁同样是个闹剧，「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狂想。斯时也，在全国建起了无数土高炉，实纾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无数煤炭，砍尽了多少青山绿树，拆掉了千家万户的金属门窗、器皿，统统将其放进土高炉烧熔了变成废铁，这就是所谓炼钢。大炼纲铁造成难以估计的浪费，给国家雪上加霜，这决非一句「交学费嘛」就能搪塞过去的。
所谓人民公社化，提出「一大二公」只不过是将农村体制翻来覆去。把小单位合并成大单位就意味着快步跑进共产主义天堂吗？真是无稽之谈，瞎胡闹。
三面红旗给国家民族造成极大的灾难。在患昧无知的年代里，一切都显得不正常，个人的心血来潮，可以变成举国上下雷厉风行的决策，宇宙的太阳有黑点，而中国的太阳是没有黑点的，人民大救星自必一贯正确，谁敢质疑，谁遭没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的遭遇验证了老虎屁股摸不得。
社会上的瘾君子，有抽大烟的，好赌的，好嫖的，也有吸毒的，对待他们，政府可以颁布禁赌、禁娼、禁毒的禁令，或者加派人手予以劝阻、制止甚至缉捕，可是政府对有运动癖，对搞政治运动上了瘾的人却手足无措，毫无办法。
1965年以「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卞完全起因于瘾君子的运动瘾发作，究其深层原因是上层权力之争，具体地说是通过惯用的群众运动的手段，假手无知的群众排斥打杀政敌。这是一场建国以来波及面最广、最血腥、最愚昧，为害最烈，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乌云压城城欲摧，在这暗无天日，漫长的十年里，集愚民、欺骗、暴力……之大成，诸如波及全国各地的武斗，对政敌及无辜群众的批斗，
无数珍贵文物遭到毁灭的破四旧，学生停课大串联及上京朝圣，全民每日集会山呼万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亲身经历是对历史最有力的见证，建国将近六十年了，老的一辈或巳辞世，或已老朽淡忘，对往事不复记忆了。青少年一代对陈旧的往事知之甚少。
写下这篇「难忘的往事」意在立此存照，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如果此文对世人能激发起点滴的启迪作用，弥补过去的失落，共同奋起，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则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