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时，几乎要了她的命。母亲生我时，我在娘胎里懒得翻身，一条腿先出来了，接生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算是平安出生了，而母亲由于流血过多而生命垂危，昏迷了很长时间，幸而当地-一名老中医的一付药，才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我出生的前一年，母亲才从山区老家带着五个子女，来到在军队里当团长的父亲身边。我出生时，父亲刚升为少将旅长。所以周围亲朋好友都说我是“福星”。出生后犹如众星捧月般的被人捧着。谁知好景不长，在我五岁时父亲死于非命，我则从“小少爷”的宝座上跌落了下来。这时除大姐出嫁外，家里尚有五个孩子。最大的二姐才十六岁，大哥十四岁，三姐九岁，二哥七岁。家中里里外外都要母亲一人操持，母亲集严父与慈母于一身，千辛万苦地走过了十年的苦难生涯，让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一个从她身边飞走，最后只剩下她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母亲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没念过一天书，十五岁嫁给父亲，十七岁生了大姐，一辈子没过过一天松心的日子。除了认得她的名字“王玉英”三字外，第四个字就不认识了。她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只靠两个字“勤”和“俭”。
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母亲没有在前半夜睡过觉。我已睡醒一觉了，睁开眼一看，她还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孩子们缝衣做鞋。我在上中学以前，衣服和鞋子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白天她还要在缝衣铺织袜厂揽些锁边缝袜腰袜底的活，挣点钱补贴家用。
那些年，家中食用的醋，酱油包括过春节喝的黄酒，都是母亲亲手酿的，家里从不在这些方面花钱。由于小时候年年帮手见习，我也完全掌握了黄酒的酿制工序，现在只要有原料糯性小米，我就可以在纽西兰酿制出醇香的黄酒。
小时候我和二哥的头都是母亲按月剃，由于刀子不快，加上她的手法技术也不高明，剃头能拖就拖。母亲每次把水烧好，要大声喊呼：“还不来剃头，头发快长成长毛贼了！”没办法，磨磨蹭蹭地洗了头。刀子一下，痛得连哭带喊。母亲笑着骂道：“男子汉剃个头还要淌两滴眼泪，羞不羞？”
有次读到戴维王故乡随笔《剃头》时，倍感生动亲切。
母亲虽没有文化，但却很识大体，1951年我初中毕业，当时正在打朝鲜战争，国家号召青年参军，我毅然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行列，母亲也欣然同意。但我走后她哭了好长时间，因我一走她身边就再无一个子女了。
1953年前后，我由部队回家养病，有一天一个远方亲戚带来一个中年干部对母亲说：“听说你们家里有几件古瓷器，能不能让我看看。”母亲就把家中保存了十多年的六件古瓷全部拿出让他看。看后他说：“咱们省博物馆正在筹备，这些古瓷放在家中也起不了啥作用，不如让我带到省上放在博物馆里，让大家参观观赏。”当时我还想说点啥，但母亲却一口答应。东西带走一个月后，省博物馆筹备处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说这六件古瓷经专家鉴定是“宋瓷”，感谢我家对省文博事业的支持。这事完了母亲过后再没有提起这事。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母亲，在她六十五岁的时候，因保存了父亲的一张照片，而遭到“革命群众”的无情批判，脸上被吐满了痰。
母亲虽则活了八十五岁，但最后五年是在呆痴症中闭上了辛劳一生的双眼。
母亲节前，写此文纪念母亲及天下所有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