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广州返纽后，几乎每天都致电独居广州家中的妈咪。她已患了老年痴呆。那天下午，她在保姆搀扶下接听电话，我刚叫了一声「妈咪！」话筒那端就传来哭号，听上去极哀伤。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再叫「妈咪」、「妈咪」。泪水不住地掉下来，母子俩在电话两端隔着万里江山流泪痛哭。母亲节的问候没能说出口，反倒惹出几许悲恸。
在家中历经劫难残存下来的老照片上看到，在秦皇岛时的妈咪，手里抱着刚满百日的我。她漂亮温柔，穿着一身苏格兰绒做的旗袍，烫了张爱玲式的头发，两侧夸张地卷翘着。脸上有着那个年代男女少不了的惇厚腼腆，不像已为人母的少妇，只像个早熟的大姑娘。
从她生我育我，到我搀扶照顾她，这段母子缘弹指经已六十余载。从当年到如今，妈咪总是像在秦皇岛照的相片里那样，恬静地倚在青砖古屋门边，不经意地显露另一个时代的流风余韵。任凭生活的风霜磨蚀、革命的狂澜翻卷，她总是用那双澄澈的明眸，善意望着这个残酷苛待她的人世。
父亲蒙冤入狱后，妈咪带着我和姐姐靠典当维持家计，还坚持让我们上好的学校。她曾经是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市妇女开办家庭工业的「标兵」，出钱出地方，带着几个妇女，在我们家中两个房间里办起玻璃厂。这个厂后来有差不多二十人参加，还引来报社釆访与市领导参观。妈咪先去学会烧制玻璃的手艺，再回来手把手教会各人，从烧制「陈李济药厂」的药瓶开始，到能加工形状复杂的实验试管。
妈咪除去紧身旗袍换上宽大的工作服，在蓝焰呼呼的喷灯前聚精会神加热玻璃管再扭弯，有时要到晚上九点多，才来照顾我和姐姐的晚饭。
厂子的生意越来越好，有个刁顽的徒弟学会了技术，也摸到了进货与销售的门路，勾搭上街道委员会的主任，籍口妈咪成份不好背景复杂，要保护街道工业，一夜间拉走大部份人马与设备。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妈咪默默打扫着空荡荡的房间，和两个忠心的徒弟相拥而泣。
办厂梦破，妈咪又去学中文打字，当年在广州又是走在前面的一批。技术是过关了，政治审查没通过，试用了两周被退回来，为当干部特意剪的齐耳短发，也白剪了。
后来她只好和徒弟到乡镇去办厂，辗转在粤北、粤东一带，除了办厂，她还教村童识字。不时寄火车票来，让我去看她。在山村里我受的欢迎和款待，足见妈咪和当地村民的感情挚深。
文革开始，妈咪和小妹被遣送至粤北深山一个小村，一待就是几年。没水没电的夜晚，寒风从门窗缝隙里吹进来，她和小妹相拥而眠，不知何年何月可以返回广州家中。
一家五口拆散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二十多岁的我亦难幸免被关进「牛棚」，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当时不仅是让别人来侮辱我，还强迫我自已侮辱自已，写批判交代材料，深挖狠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然后还要在大会上念出来。后来我才恍然悟彻，这种自辱，是摧毁个人信念与尊严的一种手段，它迫使人们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讲真话。它像一根可怕的铁棍，敲断了我们的脊梁！
自尊心极强的我，实难忍受这等人格侮辱与心灵摧残，渐萌死念。偷偷致信妈咪，透露了我以死抗争的想法。
记得那天刚好是我生日，妈咪托病从粤北回到广州，做了一碗寿面，里面放了两只从山村带回的鸡蛋，送来「牛棚」给我。恰巧值班的看守，平日就很同情我，虽未准母子相见，却网开一面让我吃了这碗面，并偷偷转交给我一包东西，里面有妈咪手做的一件上衣，还有一封信。
在山风呼啸的寒夜，妈咪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为我缝衣，以板凳为桌，写了这封信，她勉励我要活下去，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为了彼此的生命安全，她不能写更多，但「活着，就会有希望。」这句话，真救了我。
至今还记得一边吃寿面，眼泪一边落在面汤里的情景，阴森的囚笼里横躺着七、八个木然的难友，被鸡蛋香味撩起食欲，不安地辗转反侧。拥着妈咪手做的衣服，甚至可以想象出那一针针密密缝的场景。
记得妈咪家乡江浙一带有此遗俗，为出门游子缝衣，针脚愈密，其归期亦愈近。她盼儿早获自由的心意，为儿算是真切地领受到了。
「十年一觉文革梦」，改革开放初始，我就拜别双亲，举家出洋，瞬经卅载。这三十年妈咪是怎么过的，断不能以吃喝穿住为准而言生活改善。只知道她每天弹琴唱歌，父亲为病魔所缠十多年间，她弹琴唱歌﹔生活中有喜有悲，她弹琴唱歌﹔思念远方儿女了，她弹琴唱歌……直到前年父亲辞世，她还是弹琴唱歌，一曲「可爱的家」，在妈咪的琴声下，由我和姐姐妹妹唱出，那是我们献给妈咪的歌。
一直后悔没把当年妈咪缝的衣服带在身边，作为一件可寄托念想的信物，保存下来。但她那句「活着，就会有希望。」的话，我是记住的了。还有她在昏黄灯下手缝的那些密密的针脚，慈母盼儿早归的心意，我也不会忘却。
虽知道妈咪不能再讲电话，如许清澈的明眸业已浑浊呆滞，我还是拿起电话，告诉妈咪，为儿的有多想她爱她！那边的保姆把话筒贴近她的耳朵，我的话传过去了，话筒那端却没有反应，只听到几声喘息，从缓慢逐渐变得急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