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整理旧东西的时候，忽然发现年青时穿的一件棉背心，浅荷色面料上有几处斑渍。胸前两侧，有用墨写的两行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尽管已经褪色，字迹仍清晰可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时母亲用父亲的一件旧长衫改制的。后来我偷偷地写上了那些字。几十年动荡流转，人事全非，这件背心竟然还保存着。见物思人，这使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代末。
那是1947年11月24日。早上起来天就是阴沉沉的。六点半，母亲和我倦眼星松地从拥挤的三等车箱里走出来，踏上了上海火车站的站台。站台上乱糟糟的场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只去过苏州胥门外万年桥的船码头，那是暑假，父亲因店里生意不好被老板辞退，我被父亲派往老家乡下向大姑妈借点粮米。父亲是大姑妈最小的弟弟，是大姑妈一手抚养长大的。我常到码头一带玩，从那里去大姑妈家坐航船要大半天，我愿意走着去，三个多小时也就远远望得见大姑妈村前那座石板桥了。
现在这站台上光是鼎沸的人声就使我心里发慌。那些穿黑制服，蓝制服的人吆喝着，有时拦住人盘问，有的拿着铁皮做的喇叭筒高喊“小心提包，小心扒手”，一边把走在靠站台边的人往里轰，“往里，往里点！”
这站台怎么这么长？好像走不到尽头似的。母亲的手紧紧抓住我。后面的人嫌我们娘儿俩走得慢，推一把；两侧的人从左边右边撞来撞去。两人跌跌撞撞好容易出了检票出口处。
一群黄包车夫跟在我们娘儿两后面兜乘车，跟了半天快出广场了，一看没生意可做，回头走了。这时开始下起了小雪。雪慢慢地大起来，路面开始变湿，渐渐开始转为白色，雪开始积得厚起来。我们没有带伞。母亲和我相拥着，互相用体温抵御寒冷，匆匆地在人行道上走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从苏州“远行”到五十公里以外的地方，那年我十七岁。
从跨下火车到检完票走出广场花了差不多一个钟头。这时街上已经挤满了熙熙襄襄的上班的人群，夹杂着提着篮子打着伞上街买菜的主妇们，尽管还是七点多种。有轨电车、小汽车、马车、自行车、三轮车、黄包车，互相在马路里穿插着，吆喝着，铃声喇叭声喧嚣成一团。十字街头的交通灯闪烁着、变化着，一会红，一会黄，又一会绿，这景象我从来没有见过。横穿马路的时候，母亲紧紧挽着我的胳膊，生怕我被车辆撞倒了。我心想其实该他挽着她才对，因为我已经比她高了。但在母亲的心里我还是个小孩子，而她永远是我的保护人。
母亲是送我去一家离车站很远的机器厂报到，在虹口的周家嘴路。我是一百六十多名应考练习生（其实就是学徒）中被最后录取的八名之一。但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当天晚上该到何处投宿，因为工厂是不提供住宿的。我在第二次面试时，佯称在上海有亲戚家可住，否则就肯定不会被录取。
我们没有搭乘电车，倒不是舍不得几角钱车资，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坐那一路车，在哪里上车。好在娘儿俩都走惯了，我考试时去过，认识路。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厂里。那时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使用电话。报到后，我马上被分配到一台车床上学艺操作。而母亲在门房里等我，又冷又饿，担心我到底怎么样了。
这是“资源委员会”属下的一家大工厂，我的老师是一位工程师。但另外拜了师父，一位姓钱的大叔，和蔼、憨厚。他听我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很同情我。这不仅因为我是八个练习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也因为看到我非常肯学和听话。当他得知我正在为晚上无处投宿而苦恼，而且母亲在确信我顺利安顿下来之前不可能回苏州时，他答应让我暂住在他家的一个小阁楼上。我简直是绝处逢生，象遇到了救星一样。我从小到大，冬天都穿棉袍，没有其它的衣服。钱师父告诉我在车床干活不可穿长袍，不仅干活碍事，而且很不安全，我只得脱了棉袍。可是厂房又高又透风，冻得一边干活一边直发抖。
好容易熬到午间休息，我手也没洗，赶紧披上衣服奔到门房，把一切告诉了母亲。老人家笑了。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二次看到的她这样快乐的笑容。第一次是在那两年之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全家从逃难地返回家里的时候。母亲解开包袱，取出带来的干粮和两个熟鶏蛋，一个搪瓷杯子，向门房管事的讨了一杯白开水———她尽管早已饿了，但坚持等我一起吃。
那天晚上，我下班后，把母亲送到火车站，送她上了三等车箱。母亲给我留下了一些钱，叫我去买一件厚一点的棉织绒短衫穿（那时叫卫生衫），并叮嘱如果钱不够，先到旧衣店买一件穿上，别冻着了。也许，那是她买票以后所剩的全部，或者，竟是她所有微薄生活费的全部。火车头冒着蒸汽，一声汽笛，车身徐徐开动。我站在站台上，直到火车的影踪消失在远处。
其实我幷没有看清火车的影子是甚么时候消失的，因为我的眼睛早已模糊了。
送走母亲后，我到行李房提取了托运的行李：一个铺盖卷和一个柳条箱，连掮带扛，走走歇歇，走回钱师父家。
那年我虽然已经十七岁了，按当时的说法，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应该自己外出谋生了，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一天呢。晚上，在钱师父家的阁楼上，心想母亲该平安回到家里了吧，她一定很累了，她明天拿甚么钱去买米买柴呢？想着想着，我哭了。从那时起，我真正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心想自己的童年太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