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来电要我搞个专栏，并且要为专栏起个名字。起名字可不是个轻松活，当年儿女刚出生的时候，搬着辞海，绞尽脑汁，折腾了好几天，愣是没起出个好名字来，到现在还在挨儿女的埋怨。此次为专栏拟名，笔者又故伎重演，调动起全部思绪，从今到古，从新西兰到中国，最后想到了我的故乡，那盛产鸭梨，被称为梨乡的地方。好，就叫“梨乡来客”吧，这专栏名就这样出来了。
要说是“梨乡来客”，笔者是大大地当之无愧。我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在新西兰我们看到超市上的鸭梨都叫“中国鸭梨”，在中国都叫它“天津鸭梨”，在天津都叫他它“泊镇鸭梨”，而在泊镇，又被叫做“交河鸭梨”。我的老家就在交河县。泊镇全称泊头镇，是交河县辖的一个镇。改革开放后，交河费县改市，政府迁到泊镇，改名泊头市，此是后话。泊镇自古便是大运河上的一个码头，津浦路铺轨后，又在此处设站。于是，鸭梨便在此处上船、上车，运往天津，运往全国，运往全世界。而笔者本人，也恰恰地与鸭梨一样，沿着相同的路线，从交河经泊镇来到天津，在天津学习、生活了36年之后，来到了南太平洋上的新西兰。
清明节就要到来了，往前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每当梨花盛开，那一树树梨花，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像一个个白衣仙子，优雅、高洁，笑容可掬，妩媚动人，她们在向你微笑，向你低语，向你浅唱。当你置身于梨花盛开的梨树林，那不是几十株，几百株，而是上万株，几十万株，连绵几里，十几里的梨树林时，那雄伟，那壮观，肃穆中不乏温馨，和蔼中透着庄严。我曾经漫步于上海的街头，我曾经徜徉于香港的海边，我也曾进出于北京的场馆，那一座座横空出世的钢筋水泥的怪物，没有灵性，更没有温馨，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骄横，不可一世的霸道！走入其间，让你受到压抑，让你变得渺小，似乎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然而当你走进梨树林时，映入你眼帘的是梨花的微笑，沁入你肺腑的是梨花的幽香，你感到的是亲，是爱，是甜美，是温情，是和蔼……
家乡鸭梨的种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由于肉质甜美，营养丰富而营销全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每年中秋前后，大运河中北上、南下的贩梨船，便齐聚泊镇码头。清末以后，因连年战争，家乡的梨业也是每况愈下，盛况不再。49年，人们盼望已久的和平安定时期终于到来了。那时我刚刚上小学，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段美好的时光。可是好景不长，那位甫坐大位便不可一世，专门爱折腾的主儿，便迫不及待地折腾起来。没几年，梨树便被共了产。据说共产是通往天堂的路，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思想”里边说的。但事情却按着一条最最简单不过，连穿开裆裤的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发展，这就是：孩子是自己的才疼，东西是自己的才爱，活也只有给自己干的时候才肯卖劲儿。这是人的本性，拿任何思想去改造也不顶用。再具体说到梨树，自被共产后，便花容失色，一年不如一年。更让梨树陷入灭顶之灾的，是那句像绕口令似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又昏又混的话。“以粮为纲”，则梨树与纲无缘，而“以钢为纲”，又让梨树遭到焚身碎骨的命运。原来，为落实“以钢为纲”的路线，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那个狂人又抛出“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昏招。连农村的公社、机关、学校也搞起了“小土群”，演起了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荒诞戏。然而当时没有煤炭，“小土炉”只好用当地木材做燃料。当地出产的杨、柳等木材，因木质太松软而难以将铁烧至熔化，而梨木、枣木却有令人满意的效果。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说了，在那一切都要服从政治的年代，梨树只能是为革命“光荣献身”，“粉身碎骨也心甘”了。其实最让梨乡人民心碎的，是那些有灵性、有情感的，曾衷心为主人服务的牲畜，牛、驴之类。在被共产之后，这些牲畜自然也难逃厄运。在它们陆续倒毙之后，农民们不得不自己抱起磨杠，扯起了车和犁的绳索，这千年不遇的人推磨，人拉犁，人拉车的奇观，出现在梨乡，出现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
就在最最困难的饥荒到来之前，60年秋，我高中毕业后升学来到天津，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回到梨乡。阿弥陀佛，父老乡亲们总算都挺过来了。全村近300人仅饿死2—3个人。这救了全村，也救了整个梨乡，也救了全国农民命的，就是刘少奇这个走资派。在最困难的61年春天的青黄不接的日子里，良心未泯的他，小心翼翼地带着饥民，走了一点，一丁点，一丁丁点的资本主义，让农民种了一点自留地。迅速收获的瓜、菜，救了亿万农民的命。然而刘少奇却因此获了大罪。其实刘少奇救了，抑或杀死了，几万，或几十、几百、几千万或几亿农民都是小事一桩，他真正的大罪，是他在亿万农民的心中，播撒了资本主义的种子，点燃了资本主义的火苗。尤为可恶和令人不能饶恕的是，他犯了功高震主的大罪，他的威望竟如日中天，让某人相形见拙，从而动摇了某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于是，还在刘少奇忙着解救农民性命的时候，躲在角落里没干什么事的那个人，就开始磨他那把准备日后宰杀刘少奇的大刀了。
这历史的公案自有人去评说。回过头来再说梨乡的梨树和梨乡的农民。后来是另一个被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掌了大权，之后他带着他的人民，在众多左棍的指责、反对声中，走起了一条不说是什么道路，只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也不让人问是姓资姓社，也不让人争论，只说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耗子便是好猫，其实是人人都心知肚明，只是不能明说的路。他把所有被共了产的东西（包括土地），统统地再分给农民。从此，在自己的田间地头，农民想搞些什么名堂，再不由别人去计划，去领导，而是自己说了算。就是经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么一搞，二十几年下来，梨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地农民有粮农有梨农，粮农只种粮，梨农只种梨。先说粮农，粮食亩产足足提高了十倍。而且劳动强度大大降低，耕、种、浇水、施肥、除草、收割，全部机械化，有机械专业户代理，一个电话就OK。自然，投入的成本也大为增加，但里外里，粮农的收入还是增加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留在地里干这点庄稼活的，只是几个老弱残兵，其它男女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在外地打工，他们每人每月可以挣到厚厚的一沓子，足有1000多块，数也要数一会儿才能数得清的钱。回过头来再说梨农，总的说，梨农的收入水平比粮农还要高许多，也因此，当地不断有粮农转为梨农，梨树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今梨乡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很多，与改革前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前年，就在梨花盛开的季节，我回了一趟故乡。乡亲们都住进了瓦房，饭桌上，那些长年不知肉是啥滋味的农民，如今也是只吃瘦肉，不吃肥肉，真地让我意想不到，让我目瞪口呆！
然而梨乡的农民，仍然有着很多的委屈和遗憾。虽然他们可以进城打工挣大钱了，但他们发现，他们所干的活，都是城里人所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当他们拿着1000多元钱在室外，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从事着最笨重、最危险的劳作时，城里的人却在夏有冷风，冬有暖气的室内，拿着2000，3000，甚至更多的钱，而且还享受着十分可观的，只有城里人才有的福利。这差别是如此的让人不可思议，更让人费解的是，造成这差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农民，不是城里人。当他们在母亲的子宫里还是一个刚刚形成的受精细胞时，他们作为一个农民的身份，便被确定下来了。他们从母亲的肚子里爬出来之后，他们的农民的身份更被一个叫做户口本的东西，结结实实地，板上钉钉地确定了下来。这个小本本将跟随你一辈子。就是因为这个小本本，你可以到城里干活，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并且差别是如此地巨大，并且，干完了活之后，就得走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而且是法律层面上的二等公民，这是连大马尼拉、孟买、墨西哥城、圣保罗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贫民窟中的贫民都没有的待遇。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们不懂，我也不懂。那首唱了几千年的“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的让人心酸的歌，究竟还要再唱多久？
不管怎么说，和改革前相比，梨乡人民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很多，这都是改革带给他们的；但他们还有很多的委屈和遗憾，这都是旧的制度留给他们的。他们相信，改革还会向前发展，他们相信，邓小平的继承者们，不会是只会守成，不会前进的平庸、无能之辈。改革的车轮还会滚滚向前，曙光就在前面！不合理的制度总会改掉，乡下人和城里人平等，共同地过上更加富足的日子的那一天，总究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