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中国驾照在奥克兰开了大半年车，我终于鼓起勇气约了一次路考。考试那天，我坐在等候席上，一个看起来很老很老的人向我走来。要不是他穿着制服，手里拿着一只黑色文件夹，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是个考官。他看了看夹子里的名单，然后问我：“Yuan？”
我急忙起立，先恭恭敬敬的呈上我的中国驾照和新西兰临时驾照（笔试通过后即发），然后用英文对他说：“我有中国驾照的翻译件。”边说边翻我自己的文件袋。这时他说：“I can read Chinese （我可以读中文）。”
咦？他能读中文？
我好奇地看着他的动作，只见他有条不紊得把我驾照上的几项信息抄在他自己的文件上，编号啦，有效期啦，等等。我一边观察一遍猜测：他不会真的会中文吧？他可能是中国驾照见多了，熟能生巧吧？这时，他合上文件夹，笑着对我说：“I can speak Chinese too。”然后，当真用中文说了八个字：“作拐，有拐，捣车，急走。”
我那紧张的心情顿时有所放松。他肯学中文，起码说明他不反感中国人。没想到，第一个环节我就差点儿演砸了。出停车场的时候，他让我“有拐”，我刚一打转向灯，他又说“挺”，我怕自己听错了，用英语追问他：“Stop？”他却用英语说：“Go！”我当时汗流下来了：到底哪句话算数阿？
“Go，go。挺挺。”他用中英双语同时发着指令。
我顾不得看路了，转头看他。这时我才发现，他说“Go”的时候伸出左手，冲马路对面准备左拐弯的三辆车打招呼。“你是让他们走？”“对，按规定应该你先走，但我喜欢礼让，反正咱们不着急。”眼瞅着三辆车鱼贯进入了停车场，我们前面的路开阔起来，他才高兴得说：“You see，clear，now，有拐。”
正式上路了。但这时，我已经不知道他讲的中文的爱好究竟是福是祸了。对他这并非彻头彻尾的英文，以及繁星撒落夜空般的中文，我必须分外留心才能辨认出来。每一次，他说“作拐”“有拐”，我都要问一遍：“left or right？”他如果说：“急走”，我必须得弄清是“直走”, 而不是“快走”。
刚走了不远，他就让我“作拐”，拐进一条僻静的马路之后，他又让我掉头回去。我一下子沮丧起来，心想: 肯定是刚才出停车场时表现不好，所以考试立即中止。
但是考试并没中止，这只是考个U型转弯而已。
继续“作拐”“有拐”了几次，我真想请求他：拜托，不要双语了，好不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既达到目的又不显得唐突。我的英语不好，尤其不善于分辨微妙的语气差异。我一边盯着路面，一边轮流看后视镜，速度表，左倒车镜，右倒车镜，一边还得抽空组织语言。
这时，我发现我车上电子表的显示时间不对，便拿出他的圆珠笔，“啪啪”捅了两下，把表调好了：“现在你的表正确了。怎么样？我可以当个工程师吧？”
我奉承他说：“你真是个handy man。”
Handy man这个词我是从《老友记》学来的。安妮斯顿怕孩子在家磕着，就买了一大堆安全装置，打算装载家具上，她的朋友劝她说：“这些东西你装不上，你得请个handy man来。”
安妮斯顿不服：“我自己就是handy man。”
她乒乒乓乓一通忙活，东西倒是装上了。而且连她自己都拉不开抽屉，打不开冰箱。“你真以为自己是handy man吗？”朋友们笑。
这个情节给我印象很深，再加上我自己一向笨手笨脚，所以我对handy man十分崇拜，这时我便用代表了我最高敬意的词汇来称赞他:“你真是个handy man。”
“Handy man？”他显然不赞成：“我觉得我是clever man，clever man！”
我大惊，差点儿忘了“有拐”。原来handy man的反义词是clever man！这么说handyman并非“能工巧匠”，只是个手艺人，蓝领？
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我心情低落，再不敢多嘴，只是一心开车。
终于，考试结束了。他埋头在纸上一通计算，然后抬头冲我一笑：“国了。”
我由衷地说：“谢谢”他说“补客气。”
这时，他从他的文件夹里拿出一本相册：“看，这就是我的结婚照片。”
我好奇地翻开，只见他穿着金色的黄袍，他的太太穿着中式传统服装，北京却是一根一人多高的毛利木雕。我问他：“这是在纽西兰照的？”
“在中国，深圳，世界之窗。”
“哦，这么好的地方，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北京也有世界之窗。”他告诉我，似乎对北京比我还了解。
“北京的我也没去过。”我惭愧得说。“哦”，他耸了耸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