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其小说《未来世界》中提到了关于文科的一个导向原则，即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最终都应有一个大众有利的结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原则，所以那些漂流异乡的文人（或非文人）所攥写的文章不外乎一下两个主题：一，描写思乡思亲思情的；二，描写个人如何艰苦奋斗，最终取得成功的。关于前者，也就是那些感怀性文章，大众乐于接受的原因是他们总会很主观得把自己划分到“被思念”得那一拨，自我多情地认为某人正因为自己而牵肠挂肚也不能寐，也不管文章作者和他们有没有任何关系。而后者，我是说，那些励志类文章，它们拥有更多地读者群，很多人幼稚地把它们当成个人发迹地说明书，仿佛只要付出同样地努力，也能获得同样地成功―――着压根儿就是扯淡！

总之，不论是矫情地俗客，还是低智地教条主义者，写文章给这些人看显然不是一件妙事。相比较这样的“大众”，我更愿意去取悦另外一群人，因此，便有了下面地文字。

    2002年，在父母地旨意下，我来到了新西兰。对此，我不顺从也不反对。如你所知，在东方世界，长辈对晚辈有着绝对地控制力，这种控制力是先天的，来自于传统，想要抗拒就需要勇气。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所以，就只能服从安排。在早先，关于出国这件事，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意义――所有事情的“意义”都是在事情结束后，人们赋予它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虽然现在出国一事对我来说事很有些意义的，但它毕竟还没完，所以我也说不清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也许，我只是单纯的以“人”的身份换了一个环境存在罢了。就这么简单。

    为此，我对那首曾走红于留学生圈子的《留学垃圾》颇有些不同意见：如果新西兰真如各种所唱的那样不堪，那你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过来呢？而既然过来了，又要抱怨这里不如家乡十好几年前，这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么？此外就我所知，十几年前的中国绝不比现在的新西兰繁荣。和唱《留学垃圾》的这位朋友相比，我对新的生存环境就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广阳杂记》云：随遇而安，斯真隐矣。更何况，如果仅从人类本能的动物性生存的角度说，新西兰的环境也不算太坏，是可以满足我们单纯的“活着”的标准的。我们没有理由在这方面抱怨太多。关于这一点，很多人甚至还不如那些因为外交而被送到海外的熊猫，可以想象，熊猫才不会管自己是身处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什么国家呢，反正不论在哪儿，它们都只能被关在动物园里供人参观。只要能活下去，在哪儿都无所谓。

    我的生活的主旋律是打工和学习。打工，是为了眼下的生计；学习，是为了以后的生计。不管是为眼下还是为以后，这两种行为都属于为稻粮谋，是与“活着”有关的。这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就当我不再为“活着”这件事伤脑筋时，一些与“活着”无关的问题随即产生了。这些问题很抽象，但绝非无关痛痒。比如我窒息于新西兰华人留学生群所呈现出的萧条的文化气息―――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仅指精神文化。而导致我们华人留学生精神文化匮乏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条件所限；二，很多华人留学生觉得文化无用，或者耻于谈论文化。我想先说说这后一个原因，因为我想起我所经历过的一件事，它很值得一说。

    去年，我开始为惠灵顿的一家中文报纸写专栏，主要是关于音乐评论的。某日，我的室友读完我写的文章，说：“太虚了吧！这种文章一点实用性都没有嘛！”面对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也懒得聒噪。文化不是水煮牛肉，也不是阿迪达斯，它填不饱我们的肚子，更无法满足虚荣。文化所指望它能给你带来其他什么―――这样的话我没法对我的室友说，因为他在意的只是实不实用。

    还有些人耻于谈论文化。相比较文化，他们更喜欢谈论女人和车。你若想凑过去跟他们说些别的什么，他们会立刻打断你，然后面带嘲讽地对你说：“你丫装什么呢？”这种事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因为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与这些人聊天铁定讨不着好，所以碰着这样的人，我从来都是闭着嘴的。

 除了人的因素，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制约着文化的发展。中西文化的沟壑是明显的，中国文化已深入我们的骨髓，因此我们无法体会西方文化的乐趣。宋人黄庭坚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橧。可当我们压根儿就没书可读的时候，你又让我们怎能不面目可憎呢？可笑的是，这与我们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形成了对比。留学生总在抱怨新西兰的东西没有国内的好吃，衣服没有国内的时尚，甚至娱乐场所也乏善可陈。在这一片牢骚声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其实和我们衣食住行相比，我们的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空虚贫瘠的，这里，我并没有故作悲天悯人的虚伪姿态，而是作为新西兰留学生的一员，我真心希望它能有所改观。

 先写这么多罢，点到为止。展望未来，激励互勉的话，我也不想再说，反正撰此文并非意在讨喜――毕竟我还没有闲暇到要以文字来调情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