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人口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心的几乎都是如何才能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似乎没人为人口下降而担忧。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在国人看来仅仅是欧洲人和日本人为之苦恼的问题。然而近年来人口学研究的结果却不断反馈回一种截然相反的信息：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甚至会出现短期内难以扭转的人口负增长局面。而如此的人口变局又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多大挑战？一时间，人口安全问题已被提升到关乎整个民族发展的高度上来。
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
据中国人口协会网上的数据显示，整个亚太地区自2000年以来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已经降至1.1%，虽然人口死亡率降低了，但出生率降低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整个亚太地区的产妇人均生育2.4个孩子，而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这一数字为2.9个。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出台《2008年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中指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维持稳定的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替换率(2.1)的标准以下，就代表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出现下降”。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的出生率的下降已导致人口增长的放缓，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而目前中国妇女平均的生育水平持续保持在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孩子的总数不到1.5个，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数字。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曾提醒中国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口增长减缓的确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获益。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自八十年代起，日本也正是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和劳动成本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虽然这样的变化总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几十年内重蹈覆辙。”
多方原因降低生育率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然而提及生育率的下降，有专家指出，这是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原因也非常的多样化。
来自多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曾表示，新经济体的崛起与全球化大趋势对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了直接原因。美国前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卖命工作的诱惑———新经济的矛盾与选择》一书中指出，随着工业国家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有钱人因忙于赚钱和享受而无暇生育，而穷人却因养不起而不敢生育。
湖北大学教育管理系的两名教授则提出了“教育具有抑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功能”的说法。随着教育在妇女群体中的普及，社会与家庭分工的传统观念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调查显示，近年来，女性生育年龄与其受教育程度是呈正比的。而离婚率的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国人的平均生育年龄。记者在一些相关的论坛上也注意到不少网友还表示“在不愿意生育的人群中，有许多是在于付出成本过高。生一个孩子也许还容易，但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育一个孩子的花费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北京女子医院的一名医师也对记者表示：“在日益增大的压力之下工作生活，令许多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多少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选择晚育、不育或者出现受孕困难等情况。”
经济和自然都需“以人为本”
虽然，重视人口安全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古时候的中国，民间曾盛传“财丁不能两旺”的说法。而现实中的例子似乎也都遵循着这一准则。在世界范围内，总是富裕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逐步下降，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增长迅速。就是在中国，也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生育率高于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于是“人口爆炸”等有关人口膨胀的预言一度让许多国家忧心忡忡。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人口问题依然是人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是问题矛头指向的不再是人口膨胀，而是人口的缩减。
日本在去年的国情报告中指出，人口问题势必对今后日本综合国力、产业竞争力以及科学技术人才产生严重影响。缺乏劳动人口以及科技产业人才，将成为今后长久困扰日本的最大难题。也有统计显示，退休年龄在欧美国家已经一再延长，甚至连终生就业也可能成为一种模式被延续下去。而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已造成了年轻人就业的极大压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对人口一味的控制势必会影响社会进步的正常节奏。同时，生育繁衍也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类是无法与之对抗的。
关于计划生育该不该继续的争论已越来越多，对此，计生委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就算现在鼓励生育，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社会人口布局现状。中国依然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我们鼓励适当地提升生育率而并非盲目通过生育引起再次的人口膨胀。”
我国不孕不育人群呈现年轻化趋势
20年间翻了两番，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
林磊，今年37岁，在某知名国企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妻子是当地政府公务员，双方结婚多年，却一直未有子女。“刚结婚的时候觉得彼此还年轻，想打拼几年等事业基础牢靠后再考虑孩子问题也不晚，没想到一拖再拖，现在想生却生不出来了。”林磊烦恼地说。
其实，林磊的烦恼在当今社会并不是个别现象。有数字表明，20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只占到2%至5%，而目前已达到了10%至15%。专家呼吁，此事事关我国的人口质量和安全，社会各界应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白领一族流行推迟婚育
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持续呈上升趋势。
“20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比例只占到2%至5%，但当前竟然达到了10%至15%，不过20年的时间，不孕不育人群翻了两番！其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现状更为严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许润三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代社会中生活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工作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许多年轻人因此而推迟婚育年龄，并错过了最佳生育时期。
27岁的方俊在北京一家媒体当编辑，今年3月刚刚和女友结婚。“我们并不是不想要孩子，但是，第一，我和妻子工作时间都不长，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实现个人价值；其次，现在生孩子的成本太高，我们想等经济状况好一点时再考虑。”
据了解，几年前就有专家测算，目前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高达48万元人民币。一项调查显示，83.4%以上的家长感到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很大。
国内外人口学专家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化，年轻人对新生活目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养育子女成本的上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人们推迟婚育、少生孩子。
不孕不育呈年轻化
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近日发布了“2009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在就诊的男性不育和女性不孕患者中，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最新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女性生殖能力并非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样从30多岁起开始下降，而是从27岁开始就明显下降，男性则是从35岁开始。
因此，推迟婚育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据了解，近年来中国不少地方的生殖医学专家都对此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与三四十年前相比，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亿个左右已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
除了因精子质量下降等生理因素导致不孕不育外，目前城市人口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生育状况。在《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采访的北京市多家医院中，住院记录均显示如今需要住院保胎的孕妇比3年前多了一倍。北京五洲女子医院产科的一位医师对记者说：“环境污染、食品污染等客观因素都是造成生育危机的隐患。特别是2006年以后，先兆流产的比例急剧增加。”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这种现状其实与我国长期以来落后的生殖卫生知识普及与推广有着莫大的关系。”据许润三介绍，大部分女性自来月经后要经历10年左右才能进入婚育角色。现在的青少年性欲旺盛，而他们对性知识、避孕知识、生殖卫生知识却了解得很少。目前，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及未婚人群的人流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婚前性行为高发生率和生殖卫生低保护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造成许多青年在生育问题上出现困难。
“我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当时才22岁，没结婚就做了5次人流，结果造成输卵管不通并导致不孕。有资料显示，未婚女性在多次人流后，继发性不孕的发生率明显增多，其中输卵管不孕的发生率高达61.60%。据我观察，近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许润三忧心忡忡地说。
多管齐下寻找对策
“2009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万多人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这说明，治疗不孕不育症确实已经到了迫切的地步。”许润三说。
专家建议，不孕不育的治疗首先要到正规医院查病因，目前大多数不孕不育症都是能查出病因的；然后再根据检查出的病因对症治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田莉表示，患者情况不同，临床辅助检查项目、治疗措施和治疗费用就会有所不同。“一般性的治疗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贵，当然如果做试管婴儿，那费用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大约在两万五千元左右。”田莉说。
“相对西医，中医的价格要便宜不少。”据许润三介绍，中医治疗不孕不育主要靠吃药，包括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一般性不孕不育症用药3至6个月后会有明显疗效，费用大约在两万元左右。
当然，保证多少钱能完全治愈不孕不育的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专家表示，由于目前医学界尚无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不孕症患者，因此在治疗时应采取综合的治疗措施，选择中医药物、手术、物理疗法、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手段进行组合，在全面分析病因、女方的年龄及以往治疗过程等因素后，决定适合的治疗方式。
除了必要的医疗条件外，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发布报告称，精神、心理上的治疗对孕育的帮助不可低估，有效的心理调节可以对精子与卵子结合成功概率提高20%-35%。
观点交锋
计划生育：退出舞台还是继续执行？
记者每每被夹在上班高峰期的人潮中缓慢而又有序地前行时，总会听见有人无奈地感叹着：“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交通越来越拥挤，城市空间越来越狭小，“人多”成为让国人头疼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实。然而令人惊讶的事实却是，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19%骤减到0.52%。在出生率不断减小而城市却在不断膨胀的现实中，中国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延续？
正方：“计划生育”要适可而止
关于计划生育的成效，有报道曾援引计生委相关人士的话表示，我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控制目标。对此，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却提出质疑：“难道发达国家有‘人口控制目标’吗？”虽然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属于低生育水平，但事实却是他们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水平。何亚福认为，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与生育水平低并没有太大的关联，相反，如果适当地提高生育水平，一个国家可能将更加发达。
根据何亚福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最根本是取决于科技与制度而非自然资源。而中国现行的接近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是把人口当作国家负担而非人力资源。“失业率高是制度缺陷和经济政策造成的，而非人口的增多。人口少的国家其失业率也会出现居高不下的时期。”何亚福表示。此外，对于一些人认为“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下一代中国人过得更好”的看法，何亚福认为：“正好相反，计划生育因为大幅度节省了抚养后代的费用，因此可以让当下这一代中国人过上相对好一点的日子。但是留给后代的却是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社会需求不足以及国家竞争力下降等等的恶果。如果真的为后代着想，就不要把一个老龄化社会的烂摊子留给后代。”
知名美籍经济学家邹至庄也表示，中国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基本解决了70年代所面临的劳力过剩的现象。“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提高人均gdp增长率。但到2007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11.9%，人均gdp增长率为11.4%。这样高的gdp增长率，已完全有能力维持比0.52%更高的人口增长率。”他说。邹至庄认为，只有适度地增加中国人口，才更容易在各个领域选拔最有才华的人，进而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在同等条件下，一个人口较多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影响力。”
此外也有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目前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人们也因多方压力而延迟了生育年龄，甚至也不乏有“丁克”想法的人出现。而这些都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与现在人们的生育观相比，计划生育的政策却始终停滞在针对于几十年前的国情。而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时代，这一政策已不足以用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天涯论坛的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反方：终止“计划生育”为时尚早
就在舆论上对取消计划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却又有另一些观点在强调着计划生育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与计划生育实施初期相比，目前的计划生育已根据我国的人口现状与未来趋势做了相应的调整，而这正说明此项政策具有连续性和适应性，是适合持续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目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人口负增长可能引发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口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大学经济学的教材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农夫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倍，他无疑会挣笔大钱，然而如果所有的农夫粮食都增加了一倍，粮价却一定会跌得惨不忍睹，农夫也自然会破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说：“如果某个工厂增加一个工人，他的工厂的产能会增加。但如果所有的工厂都增加一个工人，产能过剩就有可能转化成经济危机，甚至造成工厂倒闭。而目前所呼吁的鼓励人口增长，也需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序地进行，这也就是计划生育需要继续实施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对于已经被放宽的计划生育政策，上海市计生委主任谢玲丽认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尽管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但仍然面临很大的人口增长压力。而人口压力不仅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公共资源的严重短缺就是一个突出问题。“如上海在鼓励新生人口增长，但若这样的做法不断被效仿，我国的人口总量必定会出现大幅增长，最终增加的是国家与全社会的压力。”她说，我认为，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家庭可以生育二胎，但应由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自己来做主，政府不宜广泛提倡和鼓励。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杨文庄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关于计划生育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双方观点都很充分，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无论是人口负增长亦或是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发展压力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但显然这两个问题都不能简单地靠终止或改变一项政策就能得以缓解的。”他说。（本报记者周玉洁 陈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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