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马尔萨斯的贡献，不在于其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人口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某些论点的谬误并不能掩盖问题本身的光辉。正是由于他的理论，才大大促进和丰富了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本文还结合中国人口发展史，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
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文版初译作《人口论》）发表200周年了。
在西方人口理论中，能像马尔萨斯人口论那样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而作为外国历史人物能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马尔萨斯其人也是相当突出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名气──至少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批”出来的。大凡从50年代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但那场批判的最终结果，是使他的人口论在相当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尤其是在70年代末大抓计划生育，并对马寅初《新人口论》加以平反之后，马尔萨斯的大名更是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他的人口论虽从未有什么权威人士正式加以“平反”，但却很自然地恢复了“名誉”。
为什么一个曾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竭力加以批判的理论至今却还相当有“市场”？50年代的那场批判固然值得我们认真反省。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可能包含的若干现实的合理的因素，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尤其是，当这个已被不少专家学者一再申明是谬误的理论，居然仍为相当多的人们所认可时，这一现象本身也就成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课题。这就是我们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之际，仍必须对其人口论进行再认识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马尔萨斯为中国人所熟知，是由于他在最初出版于1798年而后又经过多次修订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著名论断，也就是所谓“两个比率”（中文版初译作“两个级数”）：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1]
他在书中认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每过25年左右便会增殖一倍，而土地收益却是递减的，从而断言人口增长有一种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趋势”。然而“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须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有力的抑制。”他把贫困、罪恶、饥饿、灾荒、战争等妨碍人口增加的因素，称为“积极的抑制”；把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预防性的抑制”，称为“道德的抑制”。并认为这两种“抑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必然的”途径。
马尔萨斯的“两个比率”的结论是荒谬的，经不起史实检验的。至于把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口问题，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即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学关系[2]，虽被不少人认为有过分简单化乃至歪曲之嫌，并认为有可能“引起理论上的灾难”，但其可取之处，却正在于使问题的本身变得简洁明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本人，曾系统地论证过马尔萨斯理论的荒谬[3]。当代西方的人口学界，也没有人赞成马尔萨斯的已被西方社会的近代历史所“轻易而又有力地驳倒”的见解[4]。
然而，马尔萨斯还是有他的历史地位的。马尔萨斯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问题。这就是在人口学的研究中起到某种统领作用的所谓“人口问题”──人口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口本身是一个高度的抽象。但任何人口，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之中，因而又是具体的、历史的。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人口的存在，相应地，也就应该会有各种“人口问题”的存在。但人口问题直到最近数百年才真正引起西方世界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西方世界人口在近代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诚如一位人口学家所比喻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感到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的膝盖[5]。其次，则是由于在马尔萨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近代科学已开始取得辉煌的成就，人们雄心勃勃从新的视野认识自己及其周围的世界，并总是试图以简单的几个公式来解释这一切──尽管历史的发展表明那样的认识是过于肤浅了。究竟有否人口规律？人们能否认识人口规律？即使马尔萨斯不提出他的理论，其他人也会这么做。事实上，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只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对之作了更为集中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尔萨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始人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尔萨斯的批评家可以证明他的人口原理是错误的，但他们却“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恩格斯指出：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6]
马克思本人虽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马尔萨斯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论点，嘲笑他“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的企图，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过剩人口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发现过剩人口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有不同的性质，从而机敏地放弃了寻求普遍实用的绝对的人口规律的努力，然而他还是成功地给出了一个特定解，即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
（三）
那么，中国呢？
对于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统一”的另一极──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与西方世界具有相同性质的人口规律。还在1850年，也即太平天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署名的一篇国际评论中写道：
在这个国家（按：指中国），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7]
后来，在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恩格斯又指出：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8]
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可以容纳众多人口的社会制度。联系到1950年代的那场过于简单化的批判，联系到马尔萨斯的业已被西方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却在中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事实，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认真研究中国。因为，最有说服力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端于战国，兴盛于汉唐，烂熟于明清，前后历时约2400年。教科书里是把这一社会制度叫做“封建社会”的。尽管用“封建”一词去称呼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无论是从汉语“封建”一词的本意还是从西欧经日本翻译而传入中国的“feudal”一词的原意来看，说的本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既然人们用“封建社会”概括整个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又说明它确实具有某种属于共性的、延续不变的东西。
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就是属于这种共性的、延续不变的东西。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精耕细作农业的出现，随着铁器的使用与牛耕的出现而形成的。小农经济具有结构简单性的优势，又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战胜了此前的集体耕作的“大农”经济。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家庭不再仅仅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还成了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两种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的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长期维持其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小农经济与集约化的精耕细作农业密不可分。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为我们描绘过一个拥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的八口之家，因不违农时和发展家庭养殖业而衣帛食肉、无饥无寒的理想生活画面[9]。周代的百亩约合今天的29亩弱。若换算成公制来表示，则1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就需要有50多农户来维持。相比若干民族的游牧经济以及西欧的粗放的农牧经济，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既然百亩之田即可保证一个八口之家无饥无寒，中国的小农经济显然比其他经济能够供养多得多的人口。时至20世纪初，中国北方的农民仍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标榜，而实际的户均耕地还要更少些，更不待说南方地区了。这表明：从战国直到清末，集约化的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而且，完全可以说是更加集约化了。
于是，传统时代的中国也就不能不始终以自己众多的人口而著称于世：
早在春秋末期，中原地区就已是一派人丁兴旺的景象。孔子到卫国，曾发出“庶矣哉！”（“人真多啊！”）的感慨。
《战国策·赵策》记战国时期人口之盛，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史记·苏秦列传》形容齐都临淄人口之众，说是“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公元3世纪中，正值中国的三国鼎立、人口锐减之世，但给外人留下的依然是泱泱人口大国的形象。当时吴国有个名叫康泰的人游历了南海诸国。他在所著的《外国传》中就说过：“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可见，中国其时依然是以自己众多的人口而与罗马帝国的众多财宝、西域国家的众多马匹并称于世。
元代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绝不是一个兴旺时期，但当时游历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里克（Odoric）却说：中国人口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城市的平常人口，也比威尔士大庙会时的人口为多。
明代末年来中国传教的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 de Semedo）也说：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我在此生活二十多年了，但每次外出都要重新慨叹中国人口之众。在城市可说是肩肩相摩，使人无法前行；即使在农村，路上行人的猬集，也可与欧洲庙会时的情形相比。
在西方世界仅仅因工业革命而开始困扰人们的“人口问题”，在中国传统时代似乎是经常存在着的。且不必说在清代乾隆末年，被后人誉为“中国马尔萨斯”的洪亮吉乃至乾隆皇帝本人早马氏五年就已发表过相似的见解[10]。也不必说在明代末年，科学家徐光启几乎比马氏早两个世纪也已有过类似的言论[11]。事实上，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已说过类似的话了[12]。而所谓“人满”之说，最初也是出现于战国时期[13]。生活在太平天国“乱世”的汪士铎虽然比马尔萨斯迟50多年才提出他的类似公式，但却完全是他自己独立发现的：
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
他判别“人多”的主要依据，也是建立在“人口三十年加倍”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
“地不足养”即人口的绝对过剩。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殖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14]
在探索发现有关“人口规律”，也就是人口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中国的马尔萨斯们也似乎比马氏本人更有建树。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针对春秋以前的社会发展，就曾提出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论断[15]。
战国以降则似乎存在着200年左右的较短的周期节律。据《汉书·谷永传》记载：西汉末年的谷永曾上疏言及所谓“三七之节纪”，即所谓“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十几年后，也就是上距刘邦建立汉王朝210年之时，王莽还真的以“三七之厄”为理论依据，夺了汉家的天下。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大概也对这一周期深信不疑，并因此而颇感绝望：
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16]
有人试图以人口数量的消长变化来说明历代王朝的治乱兴亡。生活于19-20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说：
……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相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以此券矣。[17]
更有人发展了严复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一套“治乱乘除，泰极否生”的系统“理论”，如1907年《东方杂志》所转载的一篇题为《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的“社说”（即社论）文章称：
西人之论治乱也，以为一治者不可使复乱。而中国则不然。百数十年以来，其治乱也，不以在上者政治之良否为比例，而以在下者人数之多寡为比例。吾国史家之所谓治者，非真有求治之方也：杀戮重则人民稀，人民稀则求食易，求食易则人各安所分，而世一治。其所谓乱者，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太平久则生齿繁，生齿繁则衣食艰，衣食艰则铤而走险，而世又一乱。治乱之道，互相乘除，泰极则否生，剥极则复至。
尽管这篇“社说”无法说明中国传统人口规模始终处于扩展之中的历史事实，但它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中国历史人口之所以呈现出周期或准周期波动发展的问题。而且那言简意赅、近乎自圆的表达，也确实要胜过马尔萨斯的洋洋十数万言。批判马尔萨斯而不联系中国人口思想史的实际，肯定不行；联系中国人口思想史而不回答中国传统人口发展的周期或准周期的节律问题，同样也是不行。在这方面，显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何况小农经济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远没有成为历史。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四）
所谓人口规律，也即人口与历史的关系绝不是以“人数之多寡为比例”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口本身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而是有着许多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且受这些联系和关系制约的复杂的复合体。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口自身的矛盾运动，取决于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尽管如此，西方的马尔萨斯以及中国的马尔萨斯们所提出的“人口问题”依然是十分诱人的：问题本身极其简单，但破解却颇不容易。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实际上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问题与回答。回答的谬误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光辉。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迈向真理的重要一步。这使我们联想起数学史上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每一不小于4的偶数恒可以表为两个素数之和。哥氏其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教师，在数学史上除提出这一问题而外并无建树。哥氏猜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其难度：素数是借乘法来定义的，而问题却蕴涵着加法。一般地说，在整数的乘法性质和加法性质之间是难于建立起联系的[18]。
如果说，数论是数学的“王冠”，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王冠上的宝石”，那么，中外马尔萨斯们所提出的“人口问题”就更应该是社会科学“王冠上的宝石”。首先，在理论发展的意义上，它诱使人们努力去破解问题，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相关领域──首先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其次，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只要人类还在生存、延续，“人口问题”也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只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实践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