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乃印案件基本上有两方面：一是他把亲生女儿在墨尔本地铁车站丢掉；二是涉嫌杀妻而被定罪。作为我们华人群体来说，有人同情；有人感慨；有人迷惑；更有人气愤。而我在这里有感而发的却不光是薛乃印事件终于有个答案了，也是关于这案件的连篇报导和判决过程。
这案件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了定论，警方也提出了相应的证据，但英文媒体对辩护方的辩论也是照登不误。根据英文媒体的报导，薛方的证人说看到薛同妻子孩子在路上开车，因薛的车子在同他交车时一时过线，从对面开车的证人特意在躲闪时仔细看了一下对面车内的乘客，薛当时开的是他公司的公车，也是发现薛妻尸体所在之车。如果他看见的是薛和薛妻（当时还活着）和小南瓜，那么对警方公布的薛妻死亡时间就成了问题。
薛的辩护律师称警方并没有能确认薛的妻子的死亡时间和具体方式的证据，他们甚至建议薛妻的死亡也可能是因私房寻欢不小心造成的事故死亡。
我们华人对此案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出事人是华人，另外能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就这么丢掉了也是让正常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对新西兰人来说，他们处理薛的案件同处理其他族人类似案件没有任何不同。新西兰的法律不管我们认为对罪犯的惩治是否够严厉，但也还是以没有人能站在法律之上为目标的。而此案件（包括前不久罪行被推翻的David Brain枪杀自家父母兄弟姊妹的案件）的审理过程的透明和媒体的公开报导本身，
不但西方民主法律体制的最好的验证，也是所判之刑在原则上只有证据的体验。
不管我们华人的感觉怎样，这案件是个有轰动性的题材。华人在国内犯罪后是怎样被定罪的，定罪后又是怎样处理的，很少有外人知道，所以在新西兰看华人被判过程既新鲜，又不适应。
移民群体在社会上；人际上；生活上多少都会经历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靠政府部门就能解决的。对族群的道德信仰等方面的正面引导和生活上的关心需要各种团体的互相协作。新西兰有不少帮助解决内政问题的民间；半民间和教会组织。对创世者宗教信仰的认识不但能使人得到很多做人的答案和对西方立法来源有所了解，并因为教会组织的活动固定而频繁，各种中英教会的每周聚会和探访等确实是结识知己和找到归属的好场所。
各类民间组织以及同乡会们和社团组织们的活动等，也可达到满足人们的群体社会的目的。不管薛是否会上诉，是否会再败诉，希望安安的凶手得以制裁；安安的妈妈能找到平静；薛的大女儿能保持自我，小南瓜能够愉快地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