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梧州，看到街上整箩筐地卖盐腌橄榄，去了核，横切两段，呈紫红色，好象北方的腌菜罗卜干一样便宜，便买了不少，吃饭时拿它当副食佐餐，饶有兴味，惹得几个小伙子大笑。大概这里产得太多，是最便宜的劣等菜。再走一段小路，好不容易到达昭平，又坐上了去桂林的汽车，五、六个人相商，中途蒙山应当下车，已进入大瑶山，语言基本不能通达。及至到了柳州，这里仍用银元和铜元，纸币银元券不很吃香，但勉强还在用。晚上看到一个伤兵团体，给各个店铺送备忘录一类的宣传品，大意是不要忘了蒋委员领导抗日的功劳等等，又看到报上登载着北京正在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人民政府的消息。过去听说柳州产木材，有住在杭州，穿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的说法，指柳州的棺材大而便宜，质地也高级的意思，路上看到一个棺材商店，出售的棺材也真够大。
到柳州可以有火车可爬了，湘桂路尚未筑完，火车开到独山就不通了，而且没有固定班次。在金城江上山时，因为坡陡，机头拉不上去，火车不得不倒退下滑，发出通通通…吃力的疲惫的声音，幸好没有脱轨翻车掉道的事故，火车退回金城江。今天鹰夏铁路，从资溪车站向南上坡时，用两个机头一推一拉，才上得了坡。过了麻尾已入贵州省境，火车便又停下，说是不再开往独山。只得下车，步行过独山，向都匀前进。这一带进入苗岭山地，岭谷起伏，都是布依族和苗族地区。一天找到一个乡公所歇宿，有几个乡兵口头说，是乡长优待我吃饭、睡觉，但一步也不让出门，原来是二野部队已由湘西入了贵州，形势紧张，生怕我是‘共军的侦探’，我自好气好哭，不敢发作。又一天路上突然遇到一股部队向深山开进，不允许我靠近他们，在村上厅房里，听一个文职人员说，是抗战中曾在江苏泰州乡下打游击的司令官陈泰运的队伍，不便多问，看起来是准备进山打游击的。路上有人追看我的证件后，又驱赶我，不准尾随他们部队走路，大概又怕我是‘共军侦探’，但总算没有对我进行迫害。过了都匀一肚子的气。‘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对贵州省的俗话，熟为人们传说。前一句并不恰当，后两句倒是真实的概括，我路过贵州约是十月阳春季节，十多天中很少遇上天雨，而爬山越岭和人民贫困的生活，倒是记忆犹新。山中小镇，贫苦苗家妇女有靠担水卖钱营生的，艰难地从山下汲水挑一里山路才卖一个铜元，一天也赚不上十几个铜元，只能买到自己糊口的大米。普遍贫困，极少见过富裕人家，最令人难忘的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我和一个四川同路人，去讨水喝时，发现一个女人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面容憔悴地卷缩在地铺的破被子中，指着灶下小罐，叫我们自己去取，后来男的回来了，我们问她母子是否生了病，这才听说他家三口人，共穿一条裤子，他已穿好出门，小孩热天不用穿裤子，冷了就缩在铺上。棚前后种了一块地，养着两只鸡，听到见到这种情景，真是冷透了心，浑身毛骨悚然，从没有听说过的，竟穷到这种程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了又不是原始古人，中华民族子孙，标榜祖先的功绩和进步，四大发明，丝绸之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还在‘戡乱’，‘革命’，心中萌生出无限的酸痛，不分皂白地既责备国民党，也责备共产党。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时，赫鲁晓夫曾笑说中国人穷得连裤子也没有得穿。我也看到不少乞丐，但确确实实是亲眼目睹1949年贵州以东的山路上，存在这种事实的。如今这家男的女的是否健在，不得而知，那个小孩想必已年近五十，一定是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也算是了不起的变化了。我们二人相互愕然，便商量着将各自小包袱中的军衣，拿出二件送给他家，男的一定要留我们吃饭，我们合计一下，吃点饭再走路也好，前不搭村，后不靠店，肚子也饿了，便拿出一块银元，女的穿上我们给的旧军衣便起了身，将仅有的一碗半米加上些菜皮烧了饭，并将母鸡杀了一只，用一块绳子系着的，仅有半个墨水瓶大小的岩块，在鸡汤锅里转了几下，饭就用那只水罐煮的，我们约吃了一半，不饱也不饥，其余被他家三口，风卷残云顿时吃个精光，小孩还用舌头在鸡汤碗里舐了一番。主人还取出烟叶未子，我们用纸卷一支抽着，彼此互相道谢分别。
刚解放了的贵阳，一片冷落，人民政权未建，部队也已他去，稀稀疏疏的一座山城，并无特别认记，越过市街，略为询问情况，也无心观赏市容，便沿着原先的公路，折向北去重庆。重庆尚未解放，我好象仍有一线希望，到了乌江地方，渡口壁陡流急，水也叫乌江，形成天险，看到江对岸也不过百余米距离，好不容易找到渡口的艄公，把我们渡过江去。别看江面很窄，船行时必须折弯数次，若不熟习行舟的水势，可能被急流冲击得不堪设想。江北岸路边有一个‘大三元’饭店，七、八间房子，看样子是这条路上著名的旅社，老板娘吹嘘她家是金字招牌，并说了许多与当地土豪的关系等等。我们在此住下，她既不欢迎又不拒绝，但见她凶悍风流，真防了一阵子，怕她是大树十字坡孙二娘式的人物，拿我们做人肉包子就糟了。次日到了遵义，军队络绎不绝地过境，持欢迎的旗和贴标语的不绝于市，这才不象贵阳以来的真空状态。再去便进入大山，海拔有1500米，九扭十八弯的公路，还是抗战期间大后方开辟的入川通道。娄山关雄踞其上，形势险要，山峦交错，过此关时遥看四周，仿佛脚下生烟，头晕目眩，大有不小心便倾跌入东谷之势。比起四川剑门关又是一番险象。再过桐梓到赶水又进入四川地境，突然听说重庆已经解放。不到黄河心不死，依然决心前进，十几个同类人，纠合一起推代表找当地‘绅粮’要米，有一个非官非民身着长袍马褂，还戴着一副眼镜约五十多岁的人，很有权威，管当地粮仓的人，就听他一句话，说多少给多少，这位‘绅粮’顾名思义自然是有钱的地头蛇了，但也惹不起大兵又带有救赈之意，也就吩咐大约各给十斤大米便赶路走了。这里有帮会组织‘袍哥大爷’名目，在粤桂沿途是未曾听说的。晚间我在一个曾经是孙传芳部队当过连长的商人家，烧烧煮煮，听他大谈当年北伐战争中，龙谭之役失败的事，似乎今天递推到我的头上，不禁感慨不已，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
从广东到了四川，长途跋涉，这一段路有时三、五成群，有时两人结伴，也有单人行走的，同路人大体也都是国民党其他部分的军官佐属，偶然也有士兵或非军事系统的人，四川籍的为多。独山到娄山关以北最难走，遇到困难，常背诵《党员守则》、《阵中信条八则》，特别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铿锵有声，这种精神支柱与当年去大别山投攻黄埔军校时的作用已今非昔比，但也起了暂时的自我鼓午鞭策勉励作用，就是没有传车送穷北的境况。
一天傍晚在川境，见一老年同类人，在路旁唏嘘不已。原因是他一人行走，带的衣物都被强人硬抢了去，村上人围观者很多，都同情此人并大骂‘劫路’强人，看起来这种强人不是江洋大盗，否则是不屑抢一个老年散兵旧衣物的，我们劝他想开一点，快到家了，算了吧！但心中暗想，有时我也单独行走，但未遇上此事，大概是因为年青力壮又没有许多衣物，穷也有利于安宁太平的。我想索性去重庆再说，横竖我身上有‘护身符’，一是国民党的部队委任状，再是解放军的遣俘证，谁也不管，谁也不理。在水路去江津的便船上，我先上了船，解放军一个营长年龄与我相仿，带着穿军服的妻子和仍在喟奶的婴儿后上了船，我倚在一角但与他们同舱，人家一眼就可看出我的身份但并不驱赶我，当然也未和我讲话，小夫妻有时看看书，有时说说笑笑，旁若无人真够甜蜜。我偷窥他们，也欣赏他们三口军人之家，旅途生活，很觉新鲜别緻，大概他们在一起工作谈恋爱结了婚的，战争年代听说解放军中有很多这类事，而我所在部队，除电台军师机关及卫生系统外，从未见过女工作人员。
十二月中，总算到了重庆，我们一行四人，找了一家空空荡荡受战事影响歇业的旅社住了下来，那三人全是河南籍的，也不是军人。重庆市解放不久，市内国民党机关部队散兵游勇很多，并无人管。市面上做买卖的大多用银元、铜元，也用银元券，不几天第一次见到用人民币，定下与银元券计算比例，此时也打探到胡宗南部队，从陕西而川北，一路垮的垮，退的退，现正在成都被围，川康云贵刘文辉、卢汉等地方势力先后宣布起义，西南形势大变。四川省长，和堂叔情况不明，总之是大失所望，走投无路。也曾想再去成都，找谁呢？68军已退至边境了，未到成都而成都又解放了。王陵基没有跑掉已被俘，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跑到昆明后又飞走了，我要找的国防部不知去向？一片茫然。同伴中三人比我识点时务，分析大势，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国民党也太腐败，他们找到了关系人后，迳直参加工作走了，还说‘谁给我饭吃，我就跟谁工作’等等。只我一个留在不付钱的旅社，徜徉于绝境迷惘之中，这就是后来思想改造运动检查时说的，流落于重庆街头。当时的我俨然如丧家之狗，陷于绝境了。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