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刚驻汤山任二连副连长时，营里各连陆续跑了不少新兵，从下关团管区接来时，有一份名册记载着这些新兵的家庭是何县何乡的籍贯住址，另外从其他士兵中也分别了解到这些逃兵的情况，以溧水县的为多。营长命我带上公函，迳去溧水的一些乡公所要人，当时县里没有区，乡相当于区的一级，我归纳了逃兵的住址，带上十几个士兵分别去了几个乡按名册要人。有一个丰庆乡乡长，老奸巨猾，湖南人，企图作为‘私了’，其实等我走后，仍将人情费用嫁到逃兵家属头上，我发现这个苗头，并见他与我带去的一个湖南籍士兵谈这谈那，还请了几个绅士们打算软化我，我又发现某个逃兵卖壮丁的谷子到今天尚未全部给他的家属，而家中穷得揭不开锅，引起了我对这种地方基层龌龊卑鄙的极度忿怒，一言未合就无法无天地将这个乡公所砸得稀巴烂，解了愤恨。这是武侠小说影响所致，后来的确也追回了大部分逃兵，也招来了一场横祸。这个丰庆乡几个绅士联名上告到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军法部门，总部下文到军部，军部军法处通过团营长让我到军部，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我软禁到警卫营二连待审，二连副连长是西安来的熟同学，一面热情招待，一面请来了营长方仪甫到军法处三言两语将我带了回去，方是十六期生，湖南宁乡人与军长及军部许多人是宁乡派的人，也就是他到军部将我调来的，和我关系极好，很信任，这次是试试我敢不敢去军法处，也就说明我做未做贪污等等坏事的。回连之后不久升调机枪连连长，师长同意升职，但不批准升上尉级，说年资太浅等等。这个乡的绅士打听到没有扳倒我，反而升为连长后很不服气，又追此案，军部军法处下交师部，师长刚换了李慎言，说是要压压我的火气，团长说只要无贪污之事当尽力缓颊，因而又真的将我关起禁闭，我心中坦然，思绪万千，平时听说的传奇故事抱不平和社会黑暗复杂才领略了一二。关了一天，营长副团长都来看我，我发了一通牢骚，正好渡江战役发生，部队即刻调往芜湖的时候，不得不放我回连才不了了之。否则拖延时日就是放我出来，我可能再也不愿当这种‘窝囊’连长的。
部队再至清水塘，没有几天一直开往芜湖上游鲁港三山镇，路上还看到友怜部队88师正在构筑江防工事，天色已黑，就在江边山上占领阵地，京沪杭部队沿江布防，大叫千里长江天堑，曹孟德八十三万人马大战赤壁以壮军心，这一天正是1949年4月20日。
第二天拂晓，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解放军用木帆船，强渡长江的战斗打响了。我所在的山头，面临不宽的长江，两岸水中芦苇甚密，山下水田交错，已发现滩头为解放军占领。此时连里的四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已分割使用，配属到步兵连去了，我只能跟着营指挥所或是到各连去看看机枪的阵地情况，若说打了，不很激烈，若说未打，枪炮声又东西相应，稀稀落落不绝于耳。解放军无心恋战，只是三三两两的不断地向村落跃进，有些已跑在我们阵地左后侧，并不时地向山头上机枪阵地零星地放枪，我根本不了解整个形势和此次战略战术意图，但心中有数，解放军已在当面渡了江，可能后面不断源源强渡，部队将有一场恶战，感到未发伤包，弹药的补充和吃饭等等问题很多，便向营长提出，他知道得比我多也理解得多，没有回答问题，只是白了我一眼，低头沉思不语。未认真地酷似打仗约莫二三个小时，忽然奉命撤退，撤向何处，不得而知。过芜湖时已是下午，家家关门闭户，不若昨天景象。一步未停，说是向宣城方向撤退，‘兵败如山倒’，一点也不错，古代淝水之战秦苻坚统率九十万大军攻晋，谢玄以八万之众利用矛盾和计策，一举渡水，大破秦军的战例，比起渡江战役，国民党‘风声鹤吠草木皆兵’的溃败之势逊色多了。撤退途中逐渐混乱了建制，我率全连只是沿途按予先规定的记号前进，京杭国道是当时南京至杭州全国唯一的混凝土路面，这条路上至少有上十个番号的部队夺路而行。人员拥挤，车马杂沓，有时失去了目标，只是争先恐后地逃走。忽见路边有‘太公去朗溪’粉笔字，这才知道团的去向，军、师、团及各连部队呢？根本不知哪里去了。一天傍晚宿营时，才在一个村上遇到一连连长袁煦华的队伍，大家没有多说，我向他要了一双军用力土鞋换脚，后来在路上遇见团长杨伯樵等人，我向他报告了连内人员武器完整，他是了解形势的，只是点头笑而不语，因为他家家属都在南京，接着听说他一人丢了部队迳去了南京。不两天连里的排长和个别老班长已不知去向，武器弹药依然未丢，不过已有少数士兵乘混乱纷纷逃跑了，还未到郎溪就听说朗溪已经解放，只得沿山间小道，随着混乱的人流向广德而后再去杭州。事先听各级传了命令，说部队已很危险，不得已时就将武器损毁，逃走到广东韶关留守处归队，我曾对部分班排长说了此话，从此也离开部队，向广德方向随人流走去。没有想到195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时，思想改造运动中，检查有生以来错误思想与行为，把这个细节也检查出来，当作后果看待，藉以提高认识，本应受到鼓励，可是‘莫须有’的战场行为与后果，竟成为我破坏全连武器的罪责，被作为反革命重要罪行，先后两次处理，真是自讨苦吃达二十余年之久！当我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有组织地沿村庄外围隐蔽地跑步，向他们计划目标前进，对我们这些不成军的任何部队的人，好象根本不存在似地，我意识到这是在争夺时间，用向纵深突进的战略上的行动。沿途村庄看不到人，偶尔能见到个别老弱妇孺惊惊慌畏缩地躲在某处或向某处逃避，不与任何当兵的见面。这个几天几夜，根本不是打仗或军事上的退却，完全是从江防阵地撤下后混乱的日子，仅这一条路上就有几个军和其他番号的队伍，还夹上地方上军政等部门人员，若说是打败的，不如说是从京沪杭警备总部及这些番号的指挥官和军师级指挥者，根本就弃军不顾，盲目逃跑而全部败的，这是史实。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汉才自杀身死，我所在的军长胡长青自杀未死，被警卫架上吉普逃去杭州，后到韶关去了。66军军长也被俘了……。
4月27日傍晚到了天目山系的广德山区，再想突围去广德，山上小路全被封锁，零星枪声都是阻止败兵前进的警告，第二天上午遇见营部的传令班长，便与他结伴，我带着加拿大手枪，他带着汤姆森冲锋枪正躲在山脚下的水边，见到解放军正在搜山，他还打算开枪，我叫他算了吧！便都将枪丢入水田，被第三野战军谢有法兵团俘虏了。
战士们见我是军官，很客气地要我到南边去集中，那里已俘有几名其他部队的军官，既不侮辱也不搜腰包，那个营部传令班长被其他战士带到另一场所去了。我对于共产党的军队一向不畏缩，又见战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是暗自佩服，为什么胜属于彼，败属于我也根本无法理解，但怀疑这种土包子军队，最终能打得天下的可能。当晚被集中于广德城内，次日又被押去湖州，途经泗安，也不知是哪部分败兵干的，只见山路边一个棚内整齐地放着一排轻重机枪，连同棚子已被烧得骸骨仅存，似乎向隅而泣，与我们这批俘虏相印成一幅同样的悲照，心中顿时凄楚一阵。到了湖州被集中在东狱庙内，大殿和东西庙房，都铺着稻草打的地铺，关管着约二、三百名俘虏军官，在庙内行动还算自由。有一天院中架起大锅，烧煮猪肉加餐，而战士自己吃的是大白菜和萝卜干之类菜蔬，又不理解，政工人员穿梭地扯着登记和了解我们各人所属部队番号级职，要我们交出公款、武器、文件，很多人以高报低，我也只报称少尉排长。就在我的对铺躺着师长李慎言，当时我身边尚有几块银元，庙门口有卖零食和香烟的小贩提着篮子出售，我们偶尔也蹲到门口去买一点，警卫马上很温和地进干涉，要我们进院中去，小贩被驱赶后又来….。两天未见李慎言起床而只闭目不语，也不与左右同大铺的人交谈，我偷偷地送给他一个银元并告知他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福建省地境的消息，他听后问我是哪来的消息，我说是政工人员讲的，他沉思不语。次日下着小雨，但见两个战士带着三把雨伞走到李慎言铺前说‘李师长，团部要我们请你去一下’，李慌谎说‘我是师部上尉书记，不是师长’，两位战士说‘268师少将师长就是你，那个师部没有你这位上尉书记，请走吧’！李知道已隐瞒不了，这才接过一把雨伞跟两位战士走了。约又过了二三天，俘虏军官们在院中集合开会，李慎言来了，说是团部要他讲讲当前形势，动员大家参加工作…..。有一些人比较识时务，报名参加工作了，我心中在想，两军作战，胜败乃兵家常事，各为其主，被俘投降，真没有‘骨气’。但暗自思量，俘虏群中也有人做地下活动，察言观色，分析情况和思想，否则怎么那么清楚地一口就叫准了李慎言呢？李要大家参加工作，是出于不得已，后来他被转到战犯管理所，直到1976年全国释放最后一批战犯，才在报席上看到第一名是黄维，后面排了他的名字。渡江前夕，解放军总部有一个命令，大意是渡江后某某长，师长以上的国民党部队军官敢于抵抗的，均以战犯处理。二十八年他终于自由了，而我还在专政单位江西新华煤矿，头顶右派和反革命帽子，以就业人员身份，接受生产阶段专政哩！
有些被俘军官是参加工作了。填表时我报是少尉排长，籍贯未改，因不愿工作，便也发给几枚银元作路费，给一张资遣证，资遣回家。上海市已在包围之中，政工人员咛嘱有不回家而还想找蒋军的，我们下次再解放你们，诸葛亮擒孟获，但希望切莫执迷不悟…。我怎能就此死心，南方西南西北尚有半壁江山，富饶地区，国民党军队海空力量之外，也还有三百万之众，并有美国支援，打到后来还不知谁死谁手？走到广东韶关军留守处去。到广州国防部找堂叔去，我依然想到美国进西点军校。离开了俘虏群，海阔天空任鸟飞，听说杭州金华南昌均已解放…，反正有一张资遣证，走在解放区无人为难，有时找到新建立的地方政府，还会管饭吃。如遇上国民党部队，更是自家人，因此迳向杭州而去，行至湖滨路，遥看西湖，无心恋眷景色，到车站爬上火车到金华去。车顶上常坐着难民、散兵，也无人过问。到了金华，浙赣路向西尚未通火车，沿途三三两两国民党的资遣官兵，匆忙过境，有些是结伴同行，但各自目的不同罢了。时已端阳节前后，我带着一个小包袱，从金华起沿浙赣铁路作长途反韶关的‘旅行’，经由衢州—江山—玉山—上饶—横峰—弋阳—贵溪—鹰谭。沿途不象当年和汪绪达二人，从安微桐城去立煌那样自负。此次是独自一个背个小包袱沿铁轨西行，有时遇上同类的人，虽非知已，只得搭讪或同行或各走各的，到了晚上找个地方住下，借‘老表’的锅灶烧点饭，并将第二天路上吃的搓成饭团，包点菜，用一条毛巾包上，很少买饭店的东西吃。好在身强体壮，消化与抵抗力强，渴了弄点水喝，不讲卫生也未生病，衣服褴缕，人家一望便知是什么身份的人，但也无人欺负。在一个村庄，大约是富裕中农人家的户主，见我这副容‘貌’，爱我一身体力，正是大忙时节，劝我就在他家帮他干干农活，等天气凉爽再走，自然是谢谢他的美意。到了鹰谭，知道此乃军事要地，但尚未筑鹰厦铁路通向福建，忽然想起孙中山的全国铁路计划，一时感叹唏嘘的是国无宁日，何谈建设。偶然遇上二连连长宋宝霖，他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我随他同去福建莆田家中搞果园，我哪有这份情趣，婉言谢绝分手继续西行直到樟树。赣江以西有国民党部队对峙着，双方都筑了碉堡隔江相望。三四个同类人员与我相伴过赣江向南行约七八里，找了一位‘老表’用小船将我们划过对岸，算是重返了国统区，依然没有火车，行至分宜、宜春之间的彬江，最难忘的是铁路南侧的自然景观，奇峰峭石悬岸与落日余晖相印。曾边走边回顾，叹息美丽的山色，至今已四十年，仿佛仍在脑际眼底深深打上烙印。到了醴陵爬火车去株州，正遇上三连连长胡玉生，他是陕西人，彼此相顾互怜一番，一同再爬上火车顶到了韶关，七问八问才找到了刚新成立的268师802团。原副团长向瑞之做了团长，见了我俩未说几句，即找了两身衣服先去洗洗澡，算是归了队，因为是二十一期的学生，老部下，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怀疑，也正是用人之际，我又找到暂时的归宿。团里没有几个兵，有些是从前方收容来的，过了几天转移广州南郊鱼珠附近村子住下，见到军部一些人，其中有原营长方仪甫，不知怎地副团长和营长早已在芜湖退却中就不见了。他们丢了部队竟未被俘，早已跑到广东了，我也不便多问，听别人谈起向和方还经常念着我，说我忠心，精明…。不久军长胡长青被胡宗南调去四川汉中任68军军长，不日赴任，方营长是随之而去的一个。802团接着奉调坐船去海南岛的榆林港，我和胡玉生最为向团长所信任器重，有些带家属的或者不甚了解的旧部归了队的军官，他基本是不予理会的，也未带走榆林。我名义上是一营机枪连定的上尉连长，只是做些杂事，胡玉生却带着不足一个连的兵，叫第一连连长。向瑞之每天看报看地图，并在地图上画点标记，大概是研究解放形势的。
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防部，此时又迁重庆去了，我没有见到堂叔，国民党行政院长换了闫锡山，曾做了一个改革，就是金元券改为银元券，每一元纸币可以兑换一个银元，这在已解放了的地区，是没有经过的。广东当时用的货币大都是银元，小银币和铜元，港币也流通，金元券很吃不开，改了银元券实际上信誉还是不高，但暂时因银行可以随时兑换银元，所以还能维持一个时间。
榆林港是最南方的一个大军港，港湾深阔，初到时，对热带气候炎热而多雨，不很适应。当地水果甚多，盛产椰子，起初吃椰子是敲开外壳，喝壳内甜水，后来才懂得硬壳背面的肉也可吃，好象是生花生的味儿。当时蔬菜奇贵，二、三斤白菜和一斤猪肉等价。有一天海南军政长官陈济棠，集合驻榆林港的军官们训话，还吹嘘他自己把广东田地卖了，支援打内战是‘毁家抒难’，要大家共体时艰等等。晚上由部队剧团还演出了京剧《群英会》，广东和海南吃的东西花式繁多，不比内地，生鱼切片拌入稀饭叫‘鱼生粥’，蛇肉猫肉混烧叫‘龙虎斗’，蛇肉与鸡肉混烧叫‘龙凤斗’，食物店的橱内油炸食品很多，有的像蟑螂，有的像蛆，但不是蟑螂也不是蛆。记得在故乡幼时，家中用油煎了蚕茧中的蚕丸食用，我就不敢当，见了广东这一类食物，依然是望而生厌，在江西三十多年也不愿吃狗肉、蛇肉，可能这是某种幼年形成的语言性条件反射，铸成的动型作用所致。棕榈科植物很多，水果店的各种水果，不下几十种，终年陈设。但是我吃不起也不懂得这些水果的名称、吃法和特点营养等等，自然很少问津。榆林远望山高林密，近则水田错落，解放以来多年建设，近年建海南省开发，以上见闻恐已是讲故事的片鳞只爪了。
七、八月间团长向瑞之要我跟他去长沙接兵，一行十几人坐船到了广州，以鱼珠为基地，在六二三路设一个点，到长沙接了一批地方部队回到了广州。车上遇着一位去上海的华侨，我托他带一封信给上海的伯父，此时湘桂形势紧张，白崇禧正指挥着部队在南岳地带，企图与四野大战，正好长沙程潜率部起义，唐生智、陈明仁等也都起义，解放军长驱直入。白部西移湘桂，解放军十万进入粤北，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生，曾在四平街与四野打得几进几出，于今也‘背叛党国’，对此很不理解，方向问题对我依然是一片漆黑。
就在广州鱼珠将去榆林港时，1949年9月广州解放，我随有名无实的部队向新塘方向，意往港澳逃跑，又被解放军四野部截俘，向瑞之当时上了去台湾的船，只身逃跑了。这是没有打仗第二次被俘，我已是有‘经验’的人了。一批军官照样被集中起来，有一位政工人员带鄙视口吻说，我们都是杂牌队伍，未堪一击就垮了…。后来又有问我们有没有愿工作的，这次只发现一人自愿参加工作，难道其他人，都是顽固到底的人？过了几天仍然发几块银元和路条，我将籍贯填为贵州遵义，级别还是少尉排长，又被资遣了。路经广州市，偕同一个四川籍同类人，夜宿一所高楼下的厅门，但见市井一片冷落，街市主要路口，大都设了路障及沙袋垒的明堡。瑟瑟秋风，心中思绪万千。不到半年时间两次窝囊被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跃上心头，走，到重庆国防部找堂叔去；到汉中找68军胡长青去！我们这种人凡是公家的车船，见了就坐是无人管的，坐上便轮到了肈庆，又开始长途‘旅行’。梧州尚未解放，就在梧州以东，西江以北的德庆西的山路上突然有一个穿便衣的岗哨，喝令停止前进。我怀疑遇上了‘山大王’或‘响马’之类的人物了，但身无长物，几件衣服，几元大洋，枪林弹雨都见过，何怕之有？便与同行数人停了脚步。哨兵叫来一位头领，但见他衣着整洁的便衣，留着西发，看年龄不过二十七八，态度温和，风度潇洒地向我们走来，像个知识份子，查问之下，未说什么便放行了。原来是当地的游击队，尚在交界区活动。离广州时，曾见到一队身穿黑色军服戴八角帽的广东东江游击队，此时集中来广州受解放军编组，这一小队比东江支队显然规模更小了。又在一个村上遇着一营的解放军，正在绿树掩映中驻着，我闯了进去投宿，被盘问下有资遣证‘护身符’，有一个干部动员我参加工作，还说广西也差不多了…，我根本听不进去。又在一个村上看到少数解放军正在休息，一个干部临窗在楼上问我是哪里来的等等，忽见两三个战士跑回说：“他们不打，见我们就跑了…。”干部竟若无其事，我心中估计，一定是部份国民党部队，与这几个战士遭遇上了，而这些解放军可能还没有交手追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