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先是校部的一个小山上的别墅在整修，听说蒋校长要住到这里，还准备对我们训话，当然很高兴。黄埔学生三年多，三经裁并分校，又三次更动期别，都快熬到毕业了，连校长都未见过面，不可理解。此时胡宗南率领大军占了延安，蒋特地飞来布署指挥，凡是看过杜鹏程写的《保卫延安》的人，虽不是正史，却也能看出这场战事的前因后果的。我们当时也听说到许多战地新闻，毕竟学识浅薄、目光短浅，还真是高兴一阵子。某天早晨听说校长不来训话了，叫我们赶快‘着装’整队跑步到西安去送行。‘着装’有‘小武装’和‘大武装’之分，‘小武装’是背上子弹袋携带武器就行，‘大武装’还需载戴上钢盔、穿上翻毛皮鞋带着武器，这是步兵科的习惯，后来又补充说‘轻装’。当然动作快而简便得多。及至各中队站好了队，大队长钟民辅叫大家将苏式刺刀尖向下，刺刀箍倒扣于枪口。大典的时候，武器上刺刀是军礼，此时给校长送行，竟将带四条槽的锥形刺刀倒装于枪口，本身就很反常，不礼貌。我意识到是怕我们在大街上列队送行，校长经过行注目礼的一刹那，有人可能会用刺刀捅校长或宋美龄，不觉怒火中烧，大声咒骂说‘这是教育的失败’，‘是不信任或委曲了我们对校长的一片忠诚’，许多同学也有同感，还是那位傅区队长，立即面带笑容也很理解地制止我带煽动性的怒吼，大队长虽听到了，但他是保护校长的用意，不可能对我的怒吼有所表示，我真想当场捅破、扳正，但没有时间，瞥着气到了西安，迅即在钟楼西大街按指定位置临街列队约半个小时，前后是两卡车的卫待部队和几辆文武官的小车，中间一辆是黑色轿车，我们都行熟练了的持枪注目礼，目迎目送，正好蒋校长把头半探出窗外，手抓着礼帽向我们南侧临街的学生兵，微笑点头，满面春风，临街的北面后来听说宋美龄穿着旗袍也一路做这种亲热的还礼动作。这就是仅见校长一面的场合和实况，送行后列队而归。
国民党的单位大员，凡有到西安的，往往都被校部请去给学生讲讲话，有些本身也都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如白崇禧、陈诚、顾祝同……，我们水平不高，但都觉得‘小诸葛’讲得有道理、生动、深入浅出，评价较高。
王曲二十一期各兵科同学，提出要制同学录和通讯录，还要制一套学习笔记和佩剑，此时的佩剑已不像过去的中正剑式样，而是美式短剑，如同匕首，校部及大队领导极力支持给予方便，经过多次协商讨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下分两个大组，一个是收集整理军事学习笔记，大体是分各兵科，把军官生阶段野外主要实施计划整出，按班排连的攻、防、追、遭遇、退却分门系统搜集后，付印每人一册，这个任务由各兵科指定人定搞后，交委员会。我被选在步科学习笔记组，并担负在出版社校样，一直受到中队在请假等方面的支持，有时住在出版社几天。另一个组专门整理收集从黄埔第一期到二十一期各兵科各中队的名单，附上籍贯，按期别系统完整编列，七分校的一个也未漏，其他分校的可能遗漏了许多。在西安面临毕业的二十一期同学，均制铜版印上一寸半身相片，同学录的内容包括以上所说范围，还插入不少图片，是黑绒烫金字底面，三根白钢合金环扣的很厚的活页本，精致美观，封面烫金字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我的一本是毕业后放在家中的。1950年冬，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有一个晚间，出于厌恶和惧怕，竟一页一页撕毁焚烧了，今天就觉得可惜了。内中当然也有徐向前、胡宗南、林彪等等黄埔先期同学名字，是重磅道林字质地。另外还有黑硬面的西安本期同学的通迅录，是小册子，也是重磅道林字印的。佩剑改仿美式，仍镌有‘成功成仁’和‘校长蒋中正赠’字样，那件东西在部队已不兴时，也没有过去佩带的中正剑，大家称它为‘军人魂’，金黄色剑柄剑套美观夺目。实际仅是装饰品或纪念品，谁要自杀用手枪方便，若用它戳喉管或胸膛，简直是自找麻烦。日军二次大战宣布投降时，许多高级将军切腹自杀，用的是长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二十军军长杨汉才，渡江战役溃败，自杀就是用手枪，九十九军军长胡长青用手枪自杀未死（今年四月《参考消息》转载香港《文汇报》的《台湾军中四大公子》一文中说，胡长青于淮海战役中，部队被围时自杀……。这是错误的）。
以上几笔经费,校部拨了一半,其余由同学自筹，绝大部份同意，少数人既要东西又不愿出钱，就硬在津贴饷里扣除，事情终于办成了。我们这个委员会下，两个大组也只有二十多人，都是利用课余时间义务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没有谁领过一分钱补助和稿费，只是住在西安城里校对的几天，才由委员会贴了点伙食费，出版社请我们吃饭，我还觉得不过意哩！在旧社会算得了什么，在今天的吃请社会风气下也是做微不足道的，但我总觉得是‘白吃’，所以记忆犹新。
1946年冬起，经常有些同学提前个别毕业，分配到胡宗南的部队，去做排长，或教练当时的新式美制武器，如火焰放射器、战防枪等。大家也都知道面临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有门路的都纷纷活动，我也不例外。这次‘开后门’竟变换了三次去处，铸成解放后，直到今天的不幸中之大幸或幸中之不幸。
当时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工兵科二中队曾患难与共的汪绪远和安徽蒙城三义集的陈文光，我请求南京国防部任中将监察局付局长的堂叔到二厅替我们帮帮忙。那时军事学校毕业生都由二厅统一分配，我提出想分南京宪兵司令部或沪宁杭的青年军，结果果然我被定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汪、陈两人分在苏州青年军202师。分到宪兵司令的有60人之多，都是‘开后门’的，其中后台关系比我又大又硬的是陈诚的亲戚和张镇的亲戚。他们消息灵通，一个一个私下串连，相互庆幸，校部和大、中队都不知道。但事与愿违的是这60人又被胡宗南到二厅吵着说，分给宪兵的太多了，硬是划了一半，连原计划的20人共50人，给广州整编69师，这个整编师淮海战役后，番号为九十九军，师长胡长青是胡宗南嫡系，曾在西安七分校任学生总队长。等到国防部名册到了学校，我所在的步科四十中队第一班，除我这个大排头外，从第二名曹书带起12人，全都分到北平青年军208师。如果我不‘开后门’，也就不会去整编69师，也自然分到北平去了。后来北平青年军208师调到台湾去了。而‘开后门’到宪后司令部，如果不被广州整69师挖去，那么解放后仍在大陆的话，宪兵系统当兵的，都按政策算反革命，不可能平反的。一个人的奋斗努力，往往和想象不到的境遇际会，联系在一起而无能为力，有幸与不幸之分。仅此毕业分配，到今天仍不寒而栗，耐人寻味，‘开后门’是不正之风，古已有之，何独今天，也是危险的事！
九月初，各中队将学生带到王曲校部小操场，起初还不知道是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是举行集体入党宣誓典礼。到小操场后，看到司令台上挂着大红横幅，真地是入党宣誓，由陕西省党部书记主持如仪、讲讲话、举手宣誓。回队后填了入党志愿书，介绍人是队职军官，过了几天发下一张‘秦临字第XX号’临时党证，又从津贴费中扣缴了几个月的党费，就这样算是国民党员了。既无组织关系，又无思想准备，据说以前各期同学快毕业时，都例行公事地办这个手续，后来到了部队填表时，有这一栏就照写，从没有谁把是否国民党员放在心上，但是否是军校毕业倒关系重大。就因为这个‘入党’，解放后有人说算，也有人说不算正式国民党员，但1950年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的时候，首先就看有无这顶帽子，再看看其他，并不看条件的实质，也看不了实质的。
待到九月十八日，是日本侵略东三省的‘国耻’纪念日，终于举行了毕业典礼，待命分发期间，都发了美国人字呢的草绿军服，按少尉待遇。我们毕业后，西安督训处撤销，剩下两个中队通讯兵科入伍生作为二十二期学生调去成都本校，原大队、中队长等大体被派往胡宗南部队任团营长去后，处长吴允周，后来关麟征任校长时，他就任教育长了。我们在西安几乎处于无人管的状况，整天‘小人闲居为不善’，吃吃顽顽，打牌逛‘窑子’的事也发生了。
分发到广州整编69师一行50人中，有一个叫王赓的，人个头不高，却很活跃，领头编了工作组，学校指派一位中队长李振潮，是潮州人，胡长青任七分校总队长时，他任所属区队长，还有一位郑区队长，都是调69师去的，他二人成为我们名义上带队人员，但任何事都由工作组自己管，分担交通和生活的同学较忙。大家推我管钱，我生怕丢失，整天一小捆崭新的关金券，装在身上，不敢疏忽。管交通和生活的用一分钱，也找我支付，我们是君子协定，用多少给多少只记个帐，也不用什么会计出纳，签名盖章等手续，大家信得过，也没有扯皮、不信任或刁难,更没有贪污之事。
学校按规定路线，本来从西安去广州，应乘火车出潼关，到郑州转武汉再南下广州，但潼关至洛阳一带已经解放，陇海路不通了。只能乘火车去宝鸡，再换汽车经秦岭往重庆，再坐船去武汉，再下广州。按地图算步行里程计发路费，每人大约发了五百元，另外三个月少尉薪饷和一些补助，服装费是赖得来的，我们说‘姑娘’出嫁了，娘家总得给点妆奁费打扮打扮，胭脂水粉的。出这个主意的，是偏爱我们的一位教官，果然三要两要，不给不走，竟也每人增发了相当一个月的饷需，煞是有趣。后来又有人出个主意，要医疗费，又敲了一点小竹杠,还弄来不少空白差假证明，如果谁中途想回家或访友,就给他填上几张带走,自己到广州去报道就行了，带队的李队长也不过问。
1947年十月下旬，学校派汽车将我们送到西安火车站，从此结束了黄埔军校学生生活。早几天分去其他部队机关的，已经陆续登程，还有尚未动身的，汪绪远他们去苏州青年军202师的，也和我们同时同路线出发，已不再为我去广州而惋惜了。心中盘算未来命运在乎个人，内战的胜负形势思考甚少，也不相信国民党打不赢共产党，何况我已立志想滚一个时间，到美国进西点军校，将来做一个军事XX家。“有志者事竟成”是汉光武帝临淄劳军时，对耿弇说的话，我一心向往的黄埔军校，不也弯弯曲曲胜利地毕业了么！此去关系重大，再次决定了我个人的命运和前途。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