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长不放心我是有因的，一是我与那位‘鸦鸦鸟’区队长互有成见，一个偶发原因我当众将枪捣地以示抗议，中队长为了他的面子，将我关在储藏室禁闭一天，全中队同学派代表要求放我出来，中队长假作好人，说是不会挫伤我的积极性的，是压压我的性子，立即放我出来换一个区队，这一位区队长是十六期生，江西广丰人，叫傅滋泉，别看他比我仅大三岁，真会带人，一直和我关系融洽，至今仍很怀念。记得大地测绘制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时，我自以为掌握了便漫不经心在山上游荡，被他一顿白眼，从此不好意思再贪玩，‘润物细无声’是吹胡子瞪眼珠代替不了其功效的。另一件事是大家推邓皋、王恩光向中队长提意见，要求改善伙食，中队长拍桌大骂，大家一齐大吵大叫，即将激起闹事的时刻，被有威信的中队副郭民铎赶来及时劝阻，都陆续睡觉了。谁知大队长知道后上报校部，搬来了步兵科长邱士英到队里讲话，试探同学情绪。大家争着发言，这位邱科长散会后竟偷偷地叫将邓、王二人送校练习营禁闭，并利用矛盾，密切注视同学动态，我们知道之后，分别去练习营看望，要他们安心，一定设法营救。有联糸到校部的，有写信寄到成都向教育长申诉的，我也写信给南京国防部监察局堂叔，谁知联名信到了第三科，暗中迅速将此二人报请开除、驱逐出境，还声称他们有共党嫌疑，要我们不理他俩……。我们凑了些钱送走他们，免遭毒手。王、邓临行时表示，人家说我是共产党，此去逼上梁山，一定真去找共产党，但决不祸国殃民，我们无可奈何地酒泪而别，又真怕他们是共产党，不敢再提此事。那种环境，现在想来，共产党帽子比解放后“反革命”帽子同样可怕。当然大家心中不服，认为没有根据，轻率开除学生。堂叔从南京回信叫我不要管这种事。后来还是教地形学的一位少将教官，其人性情耿直，偏爱学生，但事已如此，有一次为了实习，借故大骂队长一顿，说是再害学生，他拼老命也要揍他中队长、大队长，为我们出了一点气。的确他是胡宗南的老师，校部和大、中队的军官就是级别比他高的也让他三分 。最值得怀念的是那些老教官，大多是不得意的带兵将校，一心钻研军事学术课程，把心血都浇注在学生身上，关心备至，如同子弟。但教学上要求很严，战术教官因一张图红兰两方未画好有被退三次才作罢的，兵器学教官身为少将，骑马来中队上课，队职军官向他敬礼，他大大咧咧地点头了事，见了学生敬礼，必然还礼，问长问短，又是摸脑袋、面颊，又是察看衣着，一派长辈温情，大家都敬爱他，很听话，学得很用心，考试成绩也好。教育者没有爱学生的职业本能，既教不好学生，也不可能获得学生爱戴，何谈育人！这些人物对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有很多楷模作用。有一位教武经的教官，在谈到战争时，大骂原子弹，说应禁绝使用，还说日本直接受原子弹之害的是人民而不是战争发动者，他还说裕仁应当列为甲级战犯处死。这许多灼见，身着军服为人类和平着想的见地，多么深刻动人！有同学与他辩论，说他观点是反对一切战争，他骂这位同学‘你懂得什么，切莫做“灰色动物”’。科学中有不明的东西叫灰科学，我们这些未成熟的学生，的确是东说东是，西说西是，未定型灰色状态。
堂叔常给我寄几个零钱，还写信叫我常到西安军管区去看望他的好友李洁参谋长等人，叫他的儿子成经和表弟夏锡龙，均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后辈，互通音讯，还介绍了国防部编印的《中国军人周刊》等，这个刊物面向全国部队军事机关和军事学校的，我曾写了一篇报导叫《生活在终南山麓》，把军校学生生活报导拔高描写一番，发表后连赠六个月刊物，还给了稿费，这是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大队长、中队长从此常叫我写东西，中队出墙报，总是我主编。毕业搞纪念册等，各兵科同学也都推荐我，人是要‘捧’的，我好像是同学中的墨客骚人，交游也很广，还常跟同学学唱京剧，大队中队演剧目时，我也常登台献丑。还有一个新的响往，便是进陆军大学，进美国西点军校，将来做军事某某家，这个志愿当然受到堂叔的鼓励。
关麟征还亲自来西安，大演习西至咸阳东至临潼，演习中伙食是美军的罐头之类食品和骆驼牌香烟，曾在夜间泡在水中也不敢换一下衣服，说起大演习，又有机会见了不少秦川名胜古迹，泾水之清、渭水之濁才实地看到，骊山华清池、灞桥、韦后故里、王宝钏寒窑、姜太公垂钓台、三国中出子午谷的设想地……，联系历史故事，饶有兴致，不过骊山上一个碑亭不是‘捉蒋亭’而叫‘蒋委员长灾难亭’。1936年西安事变时，山上累累弹痕，明显可见。还在华清池濯足，不是现在开放旅游到处要钱。秦皇陵那时遥望五十余丈，山高林深，还未发现兵马俑。至于王曲到西安沿途大小雁塔、王曲杜曲传说，王维、杜甫故事、蒙恬故里等等，更是常见之事物，大雁塔当时是胡宗南长官部所在地，只能远而望之，终南山湘子河神话传说，留村为留侯张良憩息处所等等，秦汉唐及以远的遗址比比皆是，回想起来，四十余年过去，犹如昨天，而物换星移，天翻地覆，美丽的河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了。
1946年夏，全国许多大战市掀起了学生示威游行学潮，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非常高涨。西安是西北重要城市，当然得防范于未燃，胡宗南出于政治上需要，将军校学生调进西安加强城防，军校学生素质比宪兵、警察强得多，有一定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能判断是非；其次是蒋校长的学生，地位特殊，政治上靠得住，有事敢于勇于处理，再就是未来都是部队或军事部门的干部，让我们见见这种政治风雨和世面，因此将城防部队抽调他用。将我们步科几个大队抽去，我所在的四十中队担任西门外不远的飞机场保卫任务，包括空军人员都得按临时规定措施办事和进出各个区域，并未发生什么意外。那时的空军，学美军派头，机关和地勤人员也不例外是‘天之骄子’，因为我们都未佩带领章符号，是普通大兵，哪里放在空军人员眼里，常发生些小争小吵，后来知道我底细，逐渐好起来。不久又调守南门，四人一班，轮番值勤，对进出城的人和马车（汽车是极少的）都得搜查，布置这种紧张的不平凡的行动并未详细交代原因和方法。记得有一位《秦风日报》的记者，不到四十岁，穿西服上装还戴着眼镜，拒绝搜身，意思是太不民主，侮辱人格，被认为违反规定，送往中队转大队部，我有点同情，但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大队负责处理这些事后，竟许多是临时来的，不知是些什么身份，这种城防任务是很不简单的针对弹压学生和地下党政治措施，我们是知道的，但知之不多。
第二次，1947年春初，鄂西陕东一带都是李先念的部队，突然进入终南山，距西安也不过几十、上百里路，胡宗南派重兵进剿，还悬赏买李先念的人头。城防又紧张起来，又把我们军校学生调去，我们中队部份守西门，六人一班戴红袖章值勤。这个西门有两个特点，一是空军进出城必经之地，二是西北大学和其他两个学校都在城外，主要是防范学生和空军人员中出意外的事。西北大学有一个吕敬珊同学和我有同乡之谊，我们曾到西北大学去玩，他也到过我们军校玩，彼此都是文武不同的年龄相仿的青年学生，只是一般的朋友交往。有一次几个西北大学生进城，在城门口与值勤同学发生争执，僵持不下，当时是我带班，因事刚走开，闻讯赶来，看到了却原来是吕敬珊一伙近十位西北大的学生，非常抱歉，连赔不是。吕也赶快劝说他的同学，其中有两位是十万知识青年从军，退役后读书的，也是当过兵的，很不服气，边走边回头叽叽咕咕一番。我们中的也有不满意的，便都因我和吕二人关系，不独放行，还打圆场，怕又出现去年南门口那位记者的事，弄得大家下不了台，损害了我们的友谊。未过几天又调驻市中心的钟楼，常去长安大戏院看京剧，当然是不买票，坐军警席。西安警备司令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他曾在皇城大校场召集我们讲话，大致是慰勉慰勉，发几个钱加加餐。最突出的是打架的事，有一次西门口晚七八点钟，有空军人员出城，不知怎地与值勤人员发生口角，骄傲惯了的‘少爷’兵遇着‘不可一世’的黄埔军校的学生，正是针尖对麦芒，竟动起了手脚。他们仗着人多，竟把值勤中的一个，向城外麦田拖去。城楼上听到消息，一个区队的同学全都拿着武器赶去，救回了自己人，也抓到两个空军人员，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空军司令告状到长官部，被参谋长郭寄峤大骂一通，说‘空军人员被打活该，我坐汽车到城门口时，司机说是郭参谋长，学生也不管谁，一律要检查，我只好下车……，你们是军官，人家是学生，而且是蒋校长的学生，谁叫你敢欺负他们的……’。从此空军人员进出城，再也不敢和我们惹事生非，我们虽故意刁难，便也并不表示软弱，这种事在解放军是不可能有的，今日的台湾不知仍会发生否？
内战已打了很久,我们政治思想立场观点民逐渐成型,对校长神圣地崇敬万份，1946年冬季某天，已经穿上新棉衣了，队职军官通知说今天放假，都要到校部设置的寿堂，为校长六十大寿拜寿。于是兴高采烈地列队前去，很有次序地在寿堂各自脱帽行了三鞠躬礼。出来一里路，我自己的棉袄裆正在冒烟，还是同伴指出，连忙将火捂熄，原来是到了校部门口，我将一支香烟头捻熄后，放在军裤的左袋中，火并未全熄，拜寿出来，慢慢死灰复燃的原故。如果正当拜寿时，火烧裤裆，那才弄出一场大笑话，说不定还说我‘大不敬’哩！用清代盛行的忏维之学说来，真是不祥之兆。时至今日，特别化纤盛销以来，我几乎没有一件衣服没有洞眼，都是不良嗜好的付产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