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刘怡然

　　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政府组织（NGO）在苏联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西方实施“和平演变”的工具，“代理”其政治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间，“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相继上演，俄罗斯也一度爆发“反普京”抗议活动，这背后，仍然有非政府组织的影子。

　　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俄罗斯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严加管控，试图斩断“西方黑手”，致使其元气大伤。不过，这些西方“代理人”始终没有忘记推翻普京的初衷，仍活跃于各个角落，为避免“正面交锋”，它们还转战社交网络，串联起来进行活动。对俄罗斯而言，这俨然已成为一种新的挑战。

普京在2012年3月的胜选演说中直至西方势力。

　　“和平演变”：埋葬苏联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的发迹史要追溯至冷战时期。

　　二战结束后，西方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战略遏制对象，企图利用一切手段达到削弱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为此，西方还推出“和平演变”战略，希冀通过内部渗透的方式动摇苏共统治。

　　非政府组织是“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先锋”。他们以人员接触推动演变，通过传媒扩散、学术交流、文化活动、人权行动、经济援助等看似合法的途径，灌输西方意识形态，动摇民众对苏共统治的信心。

　　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政府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制定了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遏制战略”“真理运动”和“新美国世纪计划”。同时，为解决官方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资金及联络沟通等问题，杜鲁门还专门成立了“志愿对外援助顾问委员会”，为二者架设桥梁。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就人权、反腐、新闻、环保、教育、医疗、文化、慈善、艺术、宗教、学术、社会服务等问题传播西方价值观，表面上“中立”“客观”，具有“公益性”，实际上却是在驻在国制造谣言、欺骗民众，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等，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新思维”、推动“自由化”。这一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管控的松动，为非政府组织急速发展、传播西式“自由”“民主”、推进“和平演变”提供了契机，也导致苏联社会舆论一度失控。

　　据苏共前莫斯科市委第一副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情报机构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在苏联成功组建了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第五纵队”。一时间，“改革斗士”的言论充斥报端，反苏反共成为社会思潮。

　　当时，很多苏联民众对所发生的一切盲目欢迎，全然不知其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严重后果，这正是非政府组织想要达到的目的和多年经营的结果。在其大力推动下，苏联民众，成了苏联的掘墓人。

　　“颜色革命”：牵制俄罗斯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曾与西方度过一段“蜜月期”。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实力增强，更有资本实施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对待西方的态度逐渐强硬。于是，“遏制俄罗斯”再次成为西方的战略需要。

　　西方的新遏制政策先从俄罗斯周边开始：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挑起“颜色革命”，扶植亲西方政权上台，从而对俄罗斯进行战略牵制。

　　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曾公开承认，在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为扶持尤先科上台总共耗资183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通过美国国际发展局的渠道投入，用于选举期间的信息宣传工作。“正是这笔资金决定了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结果，华盛顿热烈欢呼这次胜利。”麦克福尔说。

　　在新一轮乌克兰危机中，西方非政府组织也为推翻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2013年底至2014年初，在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暴力示威活动中，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影子随处可见，他们策划示威活动，为抗议者发放“报酬”，还提供食品和帐篷。

　　乌克兰执法机构的消息人士曾披露，基辅抗议活动期间，美国政府每周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驻乌使馆账户打入2000万美元，这些资金由使馆分配给各个组织，最终发放到受雇示威者手中。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抗议小组的普通牵头人每天可得到200美元，如果能把小组发展至10人以上，其头目的报酬可增至每天500美元，如果直接对警察发动攻击，则能拿到2000美元。在金钱的诱惑下，很多乌克兰普通民众加入抗议示威者的行列，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

　　此间，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也来到独立广场，为抗议者鼓劲，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甚至在独立广场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支持他们继续抗议甚至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

　　由此，一出“非政府组织搭台、外国政府唱戏”的闹剧完整呈现。这与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战略一脉相承，最终目的是推翻亲俄政权。

　　“反普京”：未竟的事业

　　尽管西方势力在东欧、中亚、外高加索闹得热火朝天，但其更重要的目标是推翻普京政权，为此，非政府组织也不遗余力。

　　2011年底，俄罗斯举行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时，一些反对派声称杜马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选举舞弊。他们与非政府组织一唱一和、推波助澜，共同策划了几场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俄罗斯不需要普京”成为抗议活动的主题。

　　其间，监督贪污腐败的“透明国际”、选举监督机构“声音”协会、人权团体“纪念”协会、维权团体“争取人权”运动、“大赦国际”俄罗斯分部等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骨干作用，他们资助学者、作家、媒体人、博客写手等意见领袖，勾结反对派，通过社交网络和亲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反普京情绪。

　　为应对“反普”风波，普京一边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灵活、务实的施政纲要，一边放低身段表示愿意与反对派对话。普京的一系列积极举措赢得了选民好感，最终拿到六成选票，在首轮选举中即一举获胜。

　　2012年3月4日晚，普京在简短的胜选演说中直指西方势力。他说，大选结果表明，俄罗斯人在政治上成熟了，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俄罗斯强加任何东西；俄罗斯人民能够明辨“改革”与“政治离间”的区别，能够认识到“政治离间”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毁俄罗斯。

　　此后，俄罗斯政府多措并举，对非政府组织严加管控。一是通过《外国代理人法》，管控接受外国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具有“代理人”特征的非政府组织；二是通过立法允许执法机构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突击检查；三是禁止政党接受“外国代理人”捐款。

　　重拳打压之下，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元气大伤。目前，俄司法部已下令关闭至少9000个非政府组织，另有5610个组织面临罚款。截至2015年1月下旬，俄罗斯已有34个非政府组织被司法部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其详细资料及接受外国资助情况也被公之于众。

　　俄罗斯舆论认为，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有三分之一近期将自行消亡。俄《独立报》对此评论道，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正处于“绝种”的边缘。

　　“网络串联”：新的生存之道

　　为了躲避“剿杀”，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谋划新的生存之道。现在，它们已开始转战互联网，通过社交网络串联起来进行活动。这给俄罗斯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目前一些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网站，并不在俄执法部门监管范围之内，比如，俄罗斯最大的、在东欧颇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Yandex注册地在荷兰，最大的本土社交网站VK近期也将其俄罗斯域名改成了国际域名。

　　俄罗斯公民社会发展基金会不久前发布报告指出，在俄罗斯点击量排进前20名的网站中，有谷歌、YouTube、维基百科、脸谱、推特五家外国网站，榜单上的15家俄罗斯网站，外资份额也很高，并在逐年上升。这种情况，加大了俄网络管理部门的管控难度，也为非政府组织进行“线上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非政府组织通过网络串联，在传播的广度、深度与互动性上更胜一筹，更易于挑起群体性事件，威胁普京政权。而国际互联网域名和IP地址，也是由美国几家非政府组织管理着，它们的背后，则是美国政府参与建立的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

　　当前，值得俄罗斯警惕的是，西方制裁的负面影响正在传导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西方非政府组织是否会通过新形式，利用民众的情绪制造“反普京”抗议活动，值得进一步观察。

　　NGO：社会新的一极

　　《环球》杂志记者/曹妍

　　NGO一词最早见于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NGO的英文原文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直译为“非政府组织”，有时也称为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独立组织、志愿组织、社团等。

　　NGO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一般来说是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被称为“第三部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NGO具有以下五个特征：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NGO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不过，国际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集中关注大致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等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这两大力量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于是NGO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社会新的一极。

　　NGO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目标，其活动范围涵盖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生态保护、宗教慈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同的NGO采取不同的方法，包括游说、印刷宣传品、宣传教育，或者开展项目或活动。

　　常见的NGO包括人道主义组织、私人基金会、环境保护组织、人权团体、学术团体、慈善组织、专业协会、互助或自助组织等。其资金来源错综复杂，有来自政府、商业机构或基金会的赞助，也有私人捐款、自筹资金、会员费、投资收入等。

　　NGO与商业机构、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有些时候是敌对关系，有时候又会充当相关势力的“白手套”。

　　俄罗斯境内的“外国代理人”

　　《环球》杂志记者/刘怡然 曹妍

　　截至2015年1月下旬，俄罗斯已有34个非政府组织被司法部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其详细资料及接受外国资助情况也被公之于众。其中较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为：

　　“声音”协会：成立于2000年，声称其宗旨为“保护选民的权利”。该协会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2011年底至2012年初曾参与掀起大规模反普京示威活动。俄罗斯选举权公共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认定，“声音”协会不断批评政府，并利用民调方式影响公共舆论，进而试图影响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结果。2012年，应俄方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停止资助该组织。2013年6月，该组织被认定为“接受外国资金并参与政治活动”的“外国代理人”。

　　“纪念”协会：成立于1989年，旨在研究苏联时期的“政治迫害行为”。2013年4月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纪念”协会使用来自美国的资金从事政治活动，并影响公共舆论。2013年5月，该组织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莫斯科公民教育学校”：成立于1992年12月，主要是为普通人、官员、社会组织和媒体举办学习班，还从事人文领域的出版工作。该组织得到了欧盟委员会的资金支持，2014年12月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捍卫宪法和自由的律师”组织：成立于2003年，声称其主要目标是保护俄罗斯宪法中规定的权利以及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人权及基本自由。该组织为公民和社会团体提供免费法律援助，2014年7月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禁止酷刑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对俄罗斯“滥用酷刑”问题进行公开监督，并为遭受酷刑的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及医疗援助。2015年1月，该组织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来源：2015年02月0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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