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我国某大报曾为在引文中把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名句“海上升明月”误刊为“海上生明月”作自我批评，引为借鉴。这真令人啼笑皆非！查张九龄的这首诗的原文，《唐诗三百首》及各种选本无一不是“海上生明月”，而不是“海上升明月”。这家大报自己弄错了。
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恐怕是这家大报想当然地认为明月只能从海上“升”起，而不能从海上“生”出，否则就违背“常理”。然而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是主观性很强又非常情绪化的审美创造，诗有“诗逻辑”，完全用“常理”匡正，就不成其诗了。这家报纸错就错在用“常理”去匡正诗。有一则笑话：有人作了一句诗“一轮明月照姑苏”，某官员看了斥道：难道这明月只照姑苏不照别处吗？于是大笔一挥，改为“一轮明月照姑苏等地”。这倒很符合“常理”，无乃却不是诗。
我们再来看张九龄这首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望月怀远〉）
这首诗写明月朗照，情人相思，缠绵悱恻，不能自已。“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诗一开始就点出时间和地点，表达所思所念，同时也奠定全诗的基调：明月下，大海边，我所思念的人此时也和我一道享用这美好的月色吧？这里用“升”明月固然也说得通，但用“生”明月则更能表现水天一色、海月一体，从而更好地烘托“天涯若比邻”的相思相盼相依之情。不过，这也只是个大致的说法，所谓“更好地烘托”云云，都是相比较而言，不能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而且各人的想象和感受也不尽相同。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有“生”字的名句还有不少，都值得回味：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南北朝 谢灵运〈登池上楼〉）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唐 李白〈渡荆门送别〉）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唐 杜甫〈望月〉）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唐 杜牧〈山行〉）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上到夕阳”（北宋 晏几道〈鹧鸪天〉）
“春江潮水连江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运用要准确。法国作家莫泊桑说：“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个字，这动词和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说的就是要准确。
然而文学语言，特别是诗的语言又有模糊性，古人所谓“诗无达诂”，即为此意。一定要“诂”（解释），就会弄得无所适从。《读书》2003年第四期有骆晓戈的文章《“论语”与选项》，文中写道：“还有一回，有学生拿一习题找我，问‘落叶摇情满江树’的‘情’是什么情？这是他们大学语文老师要求他们答题，这一下将我们都难住了。这‘情’怎一个统一答案了的？如果此‘情’有这般简单，这几千年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不是都白活了吗？”实在问得有理。
文学作品作为文本，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为读者审美想象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读者尽可以从作品整体出发，结合自己的经历、体验，感悟进而生发出许多新意，所谓主题、意蕴的多样义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在特定的语境中词语难以言状的情味，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艺术鉴赏的特点，也是艺术鉴赏的困难之处。它不同于科学论证，甚至不能用所谓“常理”来界定。一意为之，就会闹出笑话。本文开头讲到某大报想当然改动张九龄的诗就是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