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戎彬在工作中。
感言：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
简历：谢戎彬，男，1975年生，渝中区人。1998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工作，次年赴前南斯拉夫担任驻站记者，现为《环球时报》副总编辑。
重庆频道消息 不久前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谢戎彬早上8点过便早早地来到报社，召开编前会，围绕刚刚发生的系列国际大事与同事们一起讨论选题。
百忙之中，他抽时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难忘驻前南斯拉夫采访的岁月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因此，记者这一职业总能带给我荣誉感和自豪感。”谢戎彬说，在他心目中，这份荣誉感就像是士兵的军功章。
1975年，谢戎彬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
1994年，谢戎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他并没有成为一名专业俄语翻译，而选择从事新闻工作，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当上了一名编辑。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正是这样一句话语，激发了谢戎彬的热情，让他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去追逐一直隐藏在自己心底的新闻理想。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他被派到前南斯拉夫，成为人民日报驻该国记者站首席记者。“之所以一去就当上首席记者，是因为记者站就只有我一个人。”他笑称。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由于担心他的人身安全，父母希望谢戎彬放弃去前南斯拉夫的机会，留在国内。
“再危险也要去，这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职责所在。”谢戎彬对父母说道。
“刚到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头一年，由于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实施制裁，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洗衣粉、白糖、食用油、汽油等物资严重匮乏。”他说，当时前南斯拉夫政府在汽油供应方面为外国记者提供有一定的配额，但数量有限。
经常驱车前往各地采访的谢戎彬迫不得已，想尽各种方法获取汽油。他甚至曾经从贝尔格莱德开车到100多公里外的克罗地亚去加油，“为了加一箱油而跑100多公里，这让很多人无法想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年的驻站记者生活，在谢戎彬的青春岁月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职责”
2001年，马其顿战争爆发。26岁的谢戎彬穿上防弹衣、戴上钢盔，走上战场采访。
当谢戎彬花100美元打出租车赶到前线时，发现一些西方的同行竟然开着印有媒体logo的报道用装甲车在那里采访，一时间备受震撼。
“这些是任职于CNN、BBC等西方媒体的记者。当时我一度羡慕他们的‘牛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明白了，西方媒体投入巨资到这里‘挖’新闻，并不是为了‘新闻报道’这么简单。”谢戎彬回忆道。
记者这一职业风险系数较高。2001年的一天，获悉贝尔格莱德有一个5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他就开着车急忙赶过去。经过一个街区时，突然遭遇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情绪激昂的游行示威者见他的车挡道，便嚷着要将车掀翻。“也不知我当时哪来的勇气，就这么开门下了车。”谢戎彬回忆道，下车后他冲着游行队伍大喊，“我是中国记者，你们不应该这样对我。”
游行示威者听到喊话后，果然没有再采取过激行为，而是让出了一条路。
十几年后说起这件事，谢戎彬仍然十分感慨：“当一名驻外记者的确有些风险，因为我们必须报道真相，这是记者的神圣职责。当时对马其顿战争的报道几乎被西方媒体所垄断，但我作为中国记者，仍竭尽所能，从中国的视角报道了有关这场战争的真实一面。”
总爱不遗余力“推销”重庆
2002年回国后，谢戎彬一直在环球时报社工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许多普通人相比，他有更多机会感受到中国在世界各国人们眼中的变化，“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
“举个简单例子，以前我去参加国际会议，经常被安排坐在靠后的、不太显眼的位置，但现在不一样了，往往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这其实是国家实力的一种折射。”他说。
谢戎彬注重亲情，也是一个家乡情结很浓的人，“这些年来我待在重庆的时间不少，除了当驻外记者那段时间，每年都要回重庆和父母一起过年。”
“我年幼时经常前往十八梯，看望住在那里的外婆。十八梯长长的石阶两侧，有掏耳朵的、裁剪衣服的、卖冰粉和凉虾的、打麻将的，充满了市井气息，代表着真正的老重庆。十八梯的拆迁让人惋惜，不过也是大势所趋。”谢戎彬说。
近年来，重庆给予谢戎彬的最直观印象，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和越来越多的桥梁，“记得小时候，整个重庆好像只有两座大桥，一座叫嘉陵江大桥，一座叫长江大桥。现在重庆的桥多得数不清，成了名副其实的桥都。”
作为媒体人，谢戎彬还看到了重庆更深层次的变化，“随着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国外媒体对重庆的报道逐渐多起来了。如今的重庆不仅拥有出色的重工业，电子信息等产业也迅速崛起，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他经常接触外国的朋友和媒体，只要有机会，总喜欢在交流时夸赞重庆，“重庆是我的根，我爱这座城市，不管在哪，都愿意不遗余力地‘推销’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