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鸥向记者展示王国维大师当年所寄出7封书信的照片。

　　重庆频道消息 钱鸥，1963年生，沙坪坝人，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日学术及思想史、王国维研究等领域著名学者。

　　■ 感言：乡音很奇妙。说重庆话，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重庆人。

　　在日本京都有一个叫吉田町神乐岗八番地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很多中国学者到京都后必定要去的处所，因为这里是王国维大师当年旅居日本时曾居住过的地方。而经过详细考证，最终得出这一结论的便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重庆人钱鸥。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1911年到1916年，曾侨居日本京都。这5年，他自称“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之冠。”

　　同志社大学是一所位于日本京都的著名私立大学。“我很喜欢王国维的文字。”不久前在同志社大学接受采访时，钱鸥告诉记者，缘于一种心心相印，近年来她执着追寻王国维在日本的足迹，试图走进这位大师的世界——

　　舞蹈梦破灭后重新捧起书本

　　钱鸥在同志社大学的研究室内，书架上多是与中日思想、学术史有关的书籍。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排列整齐的20卷《王国维全集》了。

　　钱鸥自幼酷爱舞蹈。13岁那年，某省歌舞团来重庆招生，她报名参考，最后从3000多考生中脱颖而出。

　　为了实现专业舞蹈之梦，这名女孩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回“逐梦他乡”。

　　身在异乡，钱鸥时常收到母亲的来信。钱鸥说，这些信讲道理、谈人生，逻辑清晰又感情丰富，“妈妈说，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一个人首先应该是善良的、懂道理的、有知识的，知识决定你的思维和行动……这些话一直鼓励着我。”

　　1980年，钱鸥舞蹈训练时腰部受伤，经检查腰椎间盘有碎片。医生告诉钱鸥，她想做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很难了。当时把舞蹈看作唯一人生目标的钱鸥，犹如突然被抽空了生命的意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茫然不知所措。

　　1982年，钱鸥回到了故乡重庆，被安排到重庆大学党委办公室负责行政工作。

　　其间，钱鸥报考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中文专业，尝试走进文学的世界。

　　电大毕业时，钱鸥的毕业论文受到导师的赞赏。经导师推荐，1988年，她东渡日本，研修一年日语后，考进了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并于1994年博士毕业，次年进入日本神户大学担任外籍教师。

　　1997年3月，钱鸥获得了京都大学博士（文学）学位，随即回到京都，进入同志社大学任教，从事中日学术史、比较思想史研究，致力于中、日、西文史料的重新开掘和梳理。

　　追寻王国维在日本的足迹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十分著名的两位大师，他们是中国近代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以及新史学的奠基人。

　　1900年底，王国维曾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1911年到1916年，又携全家随罗振玉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

　　“追寻王国维的足迹，缘于心心相印。”钱鸥说，早在京都大学读书时，她就开始研究王国维，为此走访了很多老人、学者，翻阅了大量资料。

　　为找到王国维当年在日本的确切住址，她还查阅了明治初年京都田中的城市规划图以及土地所有权台账，但因时过境迁而收获不大。

　　1993年，钱鸥获知当地的中国、亚洲研究专业书店社长土江澄男手里有王国维写给日本朋友铃木虎雄的七封书信，当即前往拜访，一探究竟。

　　在这七封书信的落款中，有京都市外田中村流田町、市外田中村百万遍西门、吉田町神乐岗八番地三个地址。钱鸥根据这一信息多次实地走访、考证，得出明确结论：在京都五年，王国维确曾在这三个地方居住过。

　　在钱鸥带领下，记者专程来到吉田町神乐岗八番地探访。很可惜，这里已经难以寻觅王国维留下的任何印记了。虽然如此，这里依然成了众多中国学者到京都后必定前往的一个处所。

　　此外，王国维当年与罗振玉切磋学术所在地永幕园也已荡然无存，旧址上建起了一座西式五层楼房。

　　据钱鸥在《“观堂”“永观”余话》一文中考证，1915年5月，王国维将家眷送回家乡后，还曾寓居东山的永观堂，“王国维后来号‘观堂’、‘永观’，大概就缘于此。”

　　回国讲述王国维在日本的故事

　　在日本，王国维的学问是无论新派抑或旧派都很敬仰的。钱鸥介绍，“他的出现给旧学的落幕画了一个最完满的句号，并开启了新学之先河。”

　　旅居日本时期，王国维致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流沙坠简》序及后序、诗作《壬癸集》《宋元戏曲考》等都是他在此期间完成的，在京都完成的敦煌学著述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历程。

　　从追寻王国维在日本的足迹，到全方位研究王国维，钱鸥逐渐走进了这位鸿儒大师的学术世界。她介绍，王国维的学术集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中学于一身，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极力倡言哲学，坚守学术之独立价值，就是要改进中国的学术思维习惯；在近代教育思想史上，他首先把美育当作一个问题提出，并认为美育和德育不仅不可分离，而且美育几乎是德育的前提。”

　　2014年3月，钱鸥在北大历史系先后举办“王国维与铃木虎雄”“王国维译著中的‘势力’概念及其学术思想史背景”两场讲座。同年11月，钱鸥又回到重庆，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讲座。

　　在日本5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段时光。如今，钱鸥时常回到中国讲述王国维在日本期间的故事，将大师的思想“带回家”。

　　每天，钱鸥从位于净土寺的住所出发，经过罗振玉的故居，再翻上吉田山经过王国维当年的住址。她常常想，自己与大师应该是走过了同一条路，经过了同一座山，穿过了同样的竹林并看过一样的红叶吧？

　　在心中，钱鸥与王国维一样，也是想家的。在日本，她与女儿在家都说重庆话。“说重庆话，才感觉自己是一个重庆人。”钱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