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奕,1949年出生在重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了澳大利亚。在悉尼唐人街创办了第一家说普通话的中国餐厅。2011年,他们与人组建中国风“民乐团”。
■语录
遇到困难,害怕恐惧没用,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我总觉得,人确实是要去奋斗,但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可能是疾病,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困难。
■对话
重庆晨报:少小离开重庆,你对重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奕:那种永远忘不掉的麻辣味,还有雾蒙蒙的天气。现在我每次在悉尼的环形码头上散步,就会时常想起重庆城两江交汇的画面。
重庆晨报:梦想都实现了吗?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赵奕:年轻时的梦想其实很简单也很平凡,尽管这辈子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是在海外有了立足之地。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把这个坏肾换了,等以后身体恢复好了,找机会回重庆。
赵奕和妻子赵超英在悉尼的华人圈算是知名的“热心肠”,他们来得早,对当地的交通、景点、生活设施都相当熟悉,因此后来的华人家庭都喜欢跟他俩结交,爱称他们为“赵哥、赵姐”。
2015年11月,逐梦他乡重庆人采访组刚来到悉尼,就受到赵哥、赵姐的热情接待。来接机的赵哥、赵姐一路上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着当地大小街道上的名胜古迹,甚至为避免在主干道堵车,节约我们的采访时间,赵哥游刃有余地带我们穿梭于七拐八绕的小街背巷。
5岁随父母离渝 至今仍爱油辣子
赵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偶尔也会蹦出两个重庆言子“可以”、“要得”。
“我生在重庆,就算是半个重庆人了。”他深深地记得,自己出生在长江边上的郭家沱,望江厂区留下了他儿时难忘的回忆。长江边是小孩玩耍的乐园,那里可以游泳,可以抓鱼,还有不少的小山丘可以攀爬。
赵奕的父母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从上海分配到望江厂工作的大学生,在他5岁时,父亲工作调迁,一家人又到了北京。跟北方长大出生的孩子有些不同,赵奕一家喜欢吃麻辣,家里的阿姨是四川人,炒菜时总离不开放些花椒、海椒。
如今,在赵哥悉尼的家里,厨房里放着各式中西餐调料,最显眼的地方放着油辣子和花椒。“这可是我做菜的秘密武器。”赵哥喜欢烧菜,采访当天特意为我们做了泡椒牛肉和水煮耗儿鱼。
打拼很辛苦 牛奶箱拼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赵奕出国留学来到了澳大利亚。赵姐是个地道的北京姑娘,跟赵哥结婚后不久,毅然辞去工作,来到悉尼陪读。
那时国内的工资不高,澳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却比现在高得多。“出国前,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感觉。”赵哥说,让老婆放下国内的“铁饭碗”,跟他一起出国当时确实是“勇气可嘉”,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有些打鼓,“万一在国外留不下来,生活得不好,真的愧对身边人的信任。”
一切从头开始,家里的一砖一瓦、一碗一盆都得靠自己双手挣。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把装牛奶的箱子搬回家当家具,“十二个牛奶箱可拼一张单人床,六个牛奶箱可做一个柜子。” 这可是他俩的生活经验。
川菜被赞很地道 全靠国内带调料
1994年,白手起家的两个人在悉尼唐人街开了第一家说国语的中餐厅,招牌挂的是“北方酒家”,可菜单上却以川菜为主。
南方沿海的华人出国比较早,北方的华人却要晚很多。当时唐人街已有的中餐馆几乎都是粤菜一统天下,赵哥的餐馆招牌菜就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粉蒸肉。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跳水队的川妹子找到了这家中餐馆,美美地吃了一顿香辣爽口的家乡菜后,曾获得奥运金牌的川籍运动员高敏及国家队教练跟赵奕夫妻在餐馆前合影留念。
北方酒家开在悉尼的闹市区,连当地电视台的主播也爱上了麻辣味,时常来光顾。每天午餐时间,就餐的客人络绎不绝,餐馆有100平方米,10多张桌子,近百人挤在一起吃饭。
其实,赵哥、赵姐做餐馆都不是熟手,之所以获得八方食客的点赞,是因为他们在食材的选择上很费心思,“老外吃的酱料跟我们不一样,要做出好吃的川菜,调料很关键。”赵哥说,那时他们隔三差五找空姐从国内带调料。
热情笑对尿毒症 终于有闲玩民乐
2010年,正当赵奕的餐饮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尿毒症开始恶化。饭店关了,家也成了“医院”,因为每周赵哥至少要三次6—8小时的透析。当然,贤惠的赵姐自学了打针、换药。
谈起尿毒症,夫妻俩脸上没有乌云密布,相反,突如其来的大病让他们理解了当下的生活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得病不久,因为闲暇时间比较多,2011年赵哥、赵姐跟身边的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民乐坊。“第一代华人故土难忘,但第二、三代很多娃娃就变得英文说得比中文还溜。”赵哥说,搞民乐坊的初衷不仅是为了“老来乐”,也是为了让华人后代更认同自己的文化。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哦/朗罗……”开车半个小时,赵哥、赵姐来到一个仓库,一群上中学的孩子已经开始敲起了扬琴,拉起了二胡,旁边还有一些跟赵哥、赵姐年纪相仿的华人,他们是“中国风民乐团”的成员,每周都会找个地方搞排练。
这支成立不过5年的乐团,已经登上了当地电视台的元宵晚会,2014年被悉尼中国领事馆邀请参加春节联欢会,还走进了悉尼音乐学校进行音乐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