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9日，在北京中央歌剧院，郑小瑛指挥歌剧《卡门》排练。新华社发
重庆频道消息 郑小瑛，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她多次赴日、澳、美、意、芬、新、德等国举行音乐会、参加国际艺术节、指挥歌剧或讲学，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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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郑小瑛，人们心中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厦门爱乐乐团”，“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中国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在重庆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今年7月中旬，当记者一行来到郑小瑛位于福建的家中，发现这位86岁的女指挥家精神矍铄，思维依然敏捷。她从房间里翻出相册，向记者讲述她的生活、事业，以及鲜为人知的重庆往事。
重庆老君洞的“自然课”与“音乐课”
郑小瑛与重庆的缘分，要从她的母亲温嗣瑛说起。
“母亲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代体育女教师，正是她让重庆的女学生穿上灯笼裤、背心裙走上操场。”说起母亲，郑小瑛一脸的崇敬。她介绍，母亲出生于重庆一个穆斯林大家庭中。青年时，母亲考入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开办的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毕业后，母亲将田径知识、女子体操等新式女子体育带回重庆，一度成为当时山城的风云人物。
后来，温嗣瑛嫁给爱国青年郑维赴上海生活。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郑维带着家人一路经香港、汉口，回到大后方重庆避难，那时的郑小瑛还不到8岁。
“我记得朝天门码头有一个很陡的坡，轿夫抬着我们一摇一晃地爬上去，我们生怕摔下来，一直扶着杆子。”虽然已过去70多年，但郑小瑛仍对初到重庆的感受记忆犹新。
为了躲避轰炸，郑小瑛一家在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租到了一幢两层楼，史良就住在他们家楼上。
“当时，父母亲与史良、沈钧儒等爱国人士走得很近，我们家的客厅也常常成了大家的聚会场所。”郑小瑛回忆。
让郑小瑛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老君洞上的第一堂“自然课”与“音乐课”。
郑小瑛笑着说，在上海弄堂，每天一起床最在乎的事是打什么蝴蝶结、穿什么裙子，而重庆老君洞的山涧、丛林、杂草、野狗，却仿佛让她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在这里第一次认真地观察昆虫、露水，可以说，重庆给我上了第一堂亲近大自然的‘自然课’。”
郑小瑛6岁开始学钢琴，但在重庆的一年多时间里，她没有去学堂上课，也没有钢琴可弹，把她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却是老君洞的“交响乐”。
郑小瑛清晰地记得，在老君洞，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小庙，一直通到南天门。“每到傍晚，寺庙里就开始‘演奏’，有很多道士会敲磬、敲鼓，从最下面的寺庙传递到最上面，差不多要持续1小时。”
有一天，寺庙的声音又传了上来，她跑去把道士的锤子抢过来敲，没想到竟然还跟得上节奏，道士便默许了。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她就在几个小庙间跑上跑下，敲钟、听钟。
“来自老君洞的最原始、最自然的音乐一直回荡在我的整个童年，它让我学会聆听自然之声，那是对音乐的另一种形式的启蒙。”郑小瑛说。
在革命工作中干起指挥
在重庆待了近两年，郑小瑛的父亲郑维好不容易在成都谋到一个职务，全家决定迁往成都。
临别前，史良在小瑛的纪念册上写道：“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负担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
年幼的郑小瑛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是拿着写好的册子，用力地点点头。“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参加救国！”她心里这么想着。
郑小瑛当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她把老师教的抗战民歌《送寒衣》《防空歌》唱得滚瓜烂熟。在家里，父亲还专门为小瑛买回来一种叫《大家唱》的抗日歌曲小唱本。没人教她读简谱，她就按自己学的五线谱挨个转换，一字一句哼唱，识谱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
郑小瑛身上的音乐之火越燃越烈，但父母却希望她成为一名医生。
1947年，父母把18岁的郑小瑛送进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医。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加上想在音乐上有所发展，郑小瑛于第二年年底就偷跑出家门，投奔解放区，成为开封中原大学的文工团员。
“到了解放区，唱群众歌曲，同志们大都不识谱，就让我来打拍子，就这么干起了指挥。” 郑小瑛说，那时候的她并没有经过特别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直到1952年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才走上了专业的道路。
“小瑛模式”让交响乐“接地气”
1960年，郑小瑛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1962年，她在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并大获成功。《苏联妇女》杂志称她：“有着非凡的音乐思维和清晰的天性，令人信服的音乐理解力和音乐感觉。”
从那以后，郑小瑛创下了无数辉煌。她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在国内外指挥歌剧、交响音乐会1000余场，获文化部优秀指挥一等奖、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等奖项。她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界最佳女指挥家。
然而，在众多嘉奖中，让郑小瑛本人最为认可的，也备受粉丝推崇的，则是她将交响乐带到群众中去的这一“桥梁”身份。
1979年深秋，北京西郊五道口影剧院门前人头攒动，在中国舞台禁演了十多年的歌剧《茶花女》即将上演。
让郑小瑛没有想到的是，当她举起指挥棒、序曲音乐奏响时，观众还在台下自顾自地聊天、嗑瓜子，“整个剧院就像个集市。”
这一切深深刺痛了郑小瑛，她在反思中开始了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尝试。
此后，每场演出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给观众讲解如何欣赏歌剧。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民族乐派到印象主义，郑小瑛总爱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拉近人们与交响乐的距离。她甚至请观众上台体验指挥的感受。此外，在业余时间，她还带领自己的乐队到学校、工厂普及音乐知识。仅从1990年到1996年，她就深入70多所大中学校和厂矿、农村，为23万听众演出了240多场。
后来，人们干脆把这种演讲与表演结合的方式称为“小瑛模式”。
让郑小瑛欣慰的是，现在人们对交响乐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交响乐作为一种舶来音乐，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
如今，“小瑛模式”仍在继续，并被“带”回了重庆。“我曾回重庆做了几次演出，并在重庆师范大学做音乐讲座。”郑小瑛说，听交响乐的时候，重庆观众十分安静，那种享受的感觉出乎她的预料。她说，“只要是重庆的邀请，我都会答应，因为我对这座城市有特别的情感，也为了这里的人们对音乐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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