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日规模最大的民间基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在京举办研讨会，探讨民间交流在中日关系上中发挥的作用。多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提出的“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的倡导，在交流中传递理性的声音。

　　“民间交流在中日关系上发挥的作用”研讨会现场。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月 摄

　　越是特殊时期 越不能停止青年学者交流互动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对于民间交流的意义，中日青年学者有各自的见解。

　　日本笹川市场研究所的关志雄是长期在日本工作的中国青年学者之一，他说，“我的故乡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我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我已在日本生活20年，能理解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我一直希望利用这个优势，成为两国间的一座桥梁。”他认为，两国间的互不信任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21世纪亚洲的和平稳定取决于中日关系，加深两国间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比如《共存共融的中日经济》论证了互补关系是中日双赢合作的基础，《中国第一》介绍了中国经济转折点、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等问题。“我希望尽自己的绵力，通过研究活动做出贡献。用诺贝尔奖做一个比方，我企盼不是拿经济学奖而是拿和平奖。”他说。

　　“交流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亲身体验促进相互理解。过去30年我到中国近200次，在故宫被古文明所震撼，就反思日本怎么会跟这样一个有灿烂文明的国家发生战争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运营委员长尾形武寿强调，一个国家是无法单独存在于世界的，正如个人是无法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的，通过交流，共同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国际社会非常重要。“尽管日本领导者时不时在历史问题上发表一些奇怪的言论，但如果因此停止所有交流互动，将更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尾形武寿说，“人是一代一代更替的，因此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的事业，相互理解需要每一代人来不断推进，相信大多数日本民众都是这样想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则指出，民间一定要有独立、理性的姿态，越是关系紧张的时候，越能显示民间渠道沟通的价值。“从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我就强调，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更多的是要传递一种理性的声音。”他说。

　　历史认识应跨越国境 青年一代应用信赖填平鸿沟

　　“中日间的地理距离很近，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东京到北京的时间比北京到国内很多大城市的时间还短。但说到心理距离，就有很多差距甚至鸿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认为，缩短差距、填平鸿沟，是中日有识之士应该做的工作。

　　日本游客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家食品店内了解老北京风味小吃和中国传统烹饪文化。当日,日本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部分游客到故宫、长城等北京旅游景点参观游览。图片来源：新华网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则指出，“如果陷入近代史陷阱，我们看到的历史天空是很小的。历史是潮流，战前的历史很重要，战后的历史也很重要。”他认为，如果没有信赖，即使听到了对方的话也不能接受。但只要双方有改善中日关系的共同目标，就一定可以一起做建设性的工作。

　　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歇，近年青年学者交流成果颇丰。“日中青年历史学术会议”项目开展十年后，自2011年起，社科文献出版社协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举办每年一期的日中青年历史学者研修班，以两国20至30岁青年历史研究者为邀请对象。目的在于促进两国研究者间的交流，对于关涉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看法，以更好地了解各自的观点和立场。此项目已进行了四期，今年将进行第五期。

　　“不应把中日历史问题简单的政治化或感情化。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重要性。”步平说，“在自己认识的基础上，应谦虚的、冷静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认识，特别是理解对方历史的产生背景和原因，然后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找认识的共同点，同时也应当承认认识的差异。”

　　双强并立时代 改革引起的社会紧张情绪易转为民族主义

　　研讨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的探讨脱离不开两个历史背景，一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的逆转，二是两国都在艰难改革，处于历史转折期。

　　一方面，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12%，到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应该说是日本的两倍。王新生指出，“但从综合国力上讲，这应该是一个双强并立的时代。在东亚历史中从来没有两强并立的局面，怎么适应这个局面，对两国政治家和两国的普通国民来讲，都需要时间和心理调适。”

　　另一方面，两国都在进行艰难改革。王新生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已20多年，一直在不停改革，作为一个被组织的社会、被组织的市场，日本特别适合“赶超型现代化”。

　　“正像我们经常能看到明治时代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大家很怀念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向上的时代，国家把人们组织起来并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潜能，这是日本社会的组织原理，适合‘赶超型现代化’，所以在明治年间日本成了世界强国。”他说，但这样一种文化、社会结构不适合全球化，如果让每个人以个人为单位去区别竞争，他会感到手足无措，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改革二十多年来仍然还在摸索的最大历史背景。王新生指出，“日本的政治改革好像是新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大概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也是非常矛盾的进程。”

　　“中国也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今天中国模必须寻找新的方向。我们必须改变以出口导向为基本方式的发展模式，但改革非常困难。”王新生指出，艰难的改革会引起社会紧张情绪，这种情绪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转化成一种民族主义，而恰恰中日两国是各自宣泄民族主义的最佳对象。因此，他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其解决需要时间。记者 杨月